筆者一直思索著如何透過「散步」的方式，認識一百年前第一批近代台灣的啟蒙者，是怎麼在東京起造最早的「台灣認同」。2020年的疫情蔓延打住了大部分計劃的進行，卻也意外地多了不少時間在東京的巷弄內散步，陸續發現了不少埋藏在裏東京深處的「台灣身世」。本文想要串連的，是在1921年1月正式展開、那場跨時十五年間串連台灣島內動員以及日本東京進行政治遊說工作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歷史場景。

「高砂寮」：隱藏裏東京的「台灣學運搖籃」

高砂寮原址今日的面貌。（筆者拍攝）
高砂寮原址今日的面貌。（筆者拍攝）

第一批接受日本國民教育的台灣青年，從1910年代開始陸續踏上接受近代高等教育的留學之路而來到日本。台灣總督府培養台灣統治人才思維的產物，一個是在東京小石川茗荷谷成立了今日「拓殖大學」前身的「台灣協會學校」，另一個，則是在學校門口對向的山坡上，興建了一棟提供旅日台灣留學生集中居住的學生宿舍「高砂寮」。

早年留學日本的臺灣學生中，絕大多數旅日的第一站都是「高砂寮」。攤開歷代寮生名簿，不難發現其中的大物歷歷，從一代雕刻家黃土水、活躍於台灣地方自治運動的律師蔡式榖、日治時代最重要的台灣政治領袖楊肇佳、到台灣人中少數成為日本高階官僚，並在戰後創辦台灣人的學校「延平學院」的朱昭陽等人，都是高砂寮的寮生。

高砂寮在19年建成在茗荷谷的山丘上，可以眺望遠山和東京晚海景，寮內除了寢室之外，有規劃完善的自習室、討論室以及社團活動空間，有公眾澡堂之外，甚至有一個餐餐提供道地台灣家鄉味的食堂。

在步入1920年代以後，受到當時相對開放的政治氛圍與自由學風的影響，高砂寮一定程度地也與同個時期日本各地的「學生自治寮」一樣，成為了台灣學生接觸與思辨新思想的啟蒙空間。高砂寮的學生自治團體時常舉辦各種公共議題討論活動和讀書會，當時活躍於東京的台灣學生，乃至熱衷台灣公共事務的社會人士蔡培火、林獻堂等人，也都常出現在高砂寮大大小小的活動與聚會之中。

二零年代的高砂寮，不僅儼然成為了遙遠帝都裡充滿著台灣話與台灣味的「台灣飛地」，更是在東京文明思潮蓬勃交錯的大時代，成為了孕育新生的「台灣認同」的搖籃。

1920年11月28日，兩百多位台灣留學生在麹町富士見町教會發起「反對六三法」的政治集會，會議上林呈祿提出了「台灣議會」的新政治議程，開啟往後作為台灣民族運動主旋律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在那個留學日本仍然尚未普及的年代，旅日學生總數也不過數百名之譜，他們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居住於高砂寮的學生。

不過這些台灣史上第一代的「學運青年」們可沒那麼「有禮貌」，高砂寮先後在1921年、1928年以及1930年因為「墮落到成為政治運動的策源地」而被迫關閉了三次。1928年3月時，可憐的日籍寮長甚至被數十名台灣留學生「蓋布袋」後住了一個月的院，連接獲報案趕來的警察都被打到受傷掛彩。

「高砂寮」事實上一直以廢墟之姿被保存到2013年。這棟戰後改名為「清華寮」並轉由「中華民國」政府所有的學生宿舍，在19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發生了所有權「國家繼承」的法律糾紛後，因爲產權不清而遭到長期棄置，直到2007年才因為發生不明火災後在2013年正式拆除。

如今的高砂寮原址，在去年正式蓋起了一棟全新落成高級養老院，因為戰後台灣複雜的身世而意外遺留在歷史裡的斷垣殘瓦，終於徹底消逝在吹拂時代的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