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00週年

我腦中想起殖民統治下的民主運動，應該就是前述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此運動的前提在於，臺灣總督擁有管轄臺灣（臺灣島與澎湖群島）的行政權，以及在管轄領域內「制定須以法律規定之事項」，因此所謂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便是向日本帝國議會要求制定法律，以「設置由臺灣住民選出的議員所組織的臺灣議會，並賦予施行於臺灣的特別法與臺灣預算的審議權」。

第一回請願在1921年1月30日由臺灣中部具有高度聲望的林獻堂領銜，共有178名臺灣住民具名，向第44屆帝國議會的貴族院和眾議院兩院提出。其後，請願活動每年持續進行，直到1934年在臺灣當局的壓力之下不得不中止，接近14年的期間共計進行了15次。無論是在貴族院還是眾議院，請願直到最後都未獲採納，不曾交付列為中央政府應檢討之法案。在已經過去的2021年1月30日，恰好滿100週年。

在最嚴酷的條件之下發起民主運動

從今日回顧過往，我在1980年代初期的臺北，直覺感受到戰前的民主運動於戰後「再次發生」，兩者之間有兩個共通點。

其一是戰前1920年代的民主運動與戰後的「黨外」民主運動，皆在各自政治環境裡最嚴酷的條件下奮起，此外，國家以暴力鎮壓反抗統治者的記憶仍是歷歷在目，抑或在暴力鎮壓與抵抗同時發生的情況之下，開創出合法的民主運動。

1920年代，當初在臺灣總督府的統治下，臺灣人完全沒有可以稱為參政權的任何權利。再加上當時強力鎮壓的「噍吧哖事件」（1915年）──發生在臺灣西部漢人地區最後的武裝抗日事件──的記憶猶新，以及1895年以來，在鎮壓武裝抗日的過程裡，細密地配置了警察派出所與保甲制度──所謂的鄰保制度──交互組合運用，形成管理與監視各地居民的體系，束縛著臺灣平地漢人社會。在如此狀況之下，當時臺灣知識分子找到的出路（應該是受到日本本國的普選運動所啟發），便是戰前明治憲法所規定的議會請願權（第30條）。

這在當時是可以容許的最低限度政治權利，以此為施力點創造出請願運動。請願運動開始的前後時期，臺灣文化協會展開了稱為「文化講演會」的啟蒙活動，也是某種示威行動，以及從《臺灣青年》發展到《臺灣民報》，創造出臺灣人自身的言論活動與新聞報導，這些活動在請願運動進行的同時結成並發展，讓1920年代臺灣的政治社會運動開花結果。在推動這些運動之際，發生了「治警事件」（1923年12月），可以稱為殖民地版的美麗島事件。臺灣總督府無法判定請願運動違憲，卻按照當時所謂「內地延長主義」的統治方針，將日本內地為了取締政治運動而制定的治安警察法延伸至臺灣施行（1923年元旦），將參與運動的幹部一網打盡。

《臺灣民報》創立紀念（財團法人白鷺鷥基金會提供）
《臺灣民報》創立紀念（財團法人白鷺鷥基金會提供）

在嚴酷的條件之下，被統治的民族自覺地行使最低限度的政治權利，自我賦形為政治主體，在這層意義上，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100週年，可以說是臺灣民權運動的100週年。

對於1920年代臺灣知識分子而言的請願權，相當於戰後民主運動裡的地方公職選舉。在柯旗化先生稱為「臺灣監獄島」（第13回連載），也就是長期戒嚴下，政治自由遭到嚴重壓迫的狀況之中，國民黨政權某種意義上不得不持續舉行的各項選舉，正是珍貴的「自由縫隙」。來自政權的各種阻礙與騷擾，經歷1960年中國民主黨組黨失敗，以及1979年美麗島雜誌社成員所組成的「無名之黨」的挫敗，逐漸撐開了「自由縫隙」，直至1986年打破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的民進黨終於成功創黨。戰後臺灣的民主運動，便是從「監獄島」最低限度的「自由縫隙」裡──也就是從選舉裡所開創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