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策，在出身和地区上缺乏统一性

截至2014年末，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已达到212.1831万人。每年增速接近3%。长期以来，日本政府没有死板地采用移民政策，而是用多种形式灵活地确保了外籍劳动力。因此，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他们的居留资格因出身国不同而各有特点。

许多来自南美的日裔都有“定居”签证，这是提供给第一代到第三代日裔及其配偶的资格。在选择工作上没有任何限制，可以通过派遣公司的安排去工厂做工等。过去曾有超过31万的巴西人在日本生活，后受到雷曼危机影响，这一数字大幅减少，目前大约为17.5万人。

中国人持有的签证种类较多，包括日本人配偶、留学生和技能实习生等；越南人则多持难民或技能实习生签证。

表面上看，技能实习制度是一种国际贡献，是为了让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通过OJT（在职培训——译注）学到日本的先进技术。但对于并不直接采用移民制度的日本而言，这实际上已经成为吸纳单纯劳动者的一个途径。国内外都有人对此提出强烈批评，认为这是滋生非法雇佣问题的温床。但为了举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正在扩充这项技能实习制度，试图通过延长实习时间、允许实习生再次入境等办法来确保建筑工人的数量。这次也不会推行“移民政策”。

至于菲律宾人，女性多达8成。过去她们多持有“演艺”签证，而现在很多人持有日本人配偶等居留资格。她们的生活质量取决于在家中与日本丈夫的关系，从外部很难看出实际状态。当然，有些夫妻关系和睦，共同精心抚养孩子。而也有不少家庭存在沟通不良等问题，援助人员难以介入，夫妻关系很不稳定。

笔者最早于2004年开始采访在日外国人时，政府几乎未对外国居民采取任何相关措施。地方政府迫于现实需要而主动应对这一问题，不同居住地的外国居民能够获得的援助大相径庭。后来，积极制定多文化共生政策的地方政府不断增多，采取了种种具体措施，例如确保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孩子就学、完善咨询制度、提供日语学习机会、建立翻译陪同就医体系、在考虑到语言和生活习惯等差异的基础上改善保育环境等等，逐步充实了针对外国居民的帮助措施。

然而，在国家层面上还缺乏统一性。即便是针对学龄儿童语言学习的援助工作，各地的差异也很大。

制定移民政策，刻不容缓

新移民来到日本生活已超过25年，他们的下一代也逐渐成年，开始融入日本社会。

他们中有的人成功克服不利条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仔细观察这些人的背景可以发现，他们的背后总有真心为他们谋划未来的大人，要么是父母，要么是学校的老师，这就孕育了他们信赖社会的力量。

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难以适应社会。针对这些年轻人，长期从事援助活动的人士认为，孩子们是通过阶层而非人种建立联系的。被社会排斥的孩子们会自发地建立关系，并且难以摆脱这个圈子。

再回顾一下川崎区的事件，被害者上村就未能得到家长和社会的充分庇护，进而结交了少年A的小圈子。之后，上村曾通过社交应用软件LINE表示，“我说要脱离他们的小圈子，结果招来毒打。我已经受不了了。可能我会被杀掉”。

媒体报道称，上村在西之岛和川崎都很受朋友喜爱。恐怕那是因为作为领头人的少年A，不允许上村脱离他们的圈子回归其他的“阶层”，事发的大约1个月前，A曾对上村大打出手。上村对此早已习惯，但他的朋友们纷纷要求A道歉。据A供述，“一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人为KAMISON（他习惯这样称呼上村）打抱不平，我就觉得很恼火”。

与其说少年A施暴是针对上村个人的行为，莫如说那是对自己无法在社会中找到容身之地这种处境的憎恨。

日本社会的少子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每年人口减少22万人，接纳外国人已势在必行。不过有一点毋庸赘述，那就是我们必须为此采取着眼于孩子们未来的相应措施。

切实赋予移民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不仅关系到维护来日外籍人员的人权问题，还对日本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制定真正的“移民政策”已经刻不容缓。

（2015年5月20日）

标题图片：川崎市川崎区多摩川河滩上，人们在初一学生上村辽太遗体被发现的现场附近摆放鲜花等物品以示悼念（2015年2月24日，时事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