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导致形势突变： 2020年目标遭到强烈批评

2011年3月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后，形势更是雪上加霜。地震造成电力供应紧张，对化石燃料尤其是廉价的火力发电依赖度上升，政府和产业界都越来越倾向于“无视CO2排放量增长，只求确保发电量”。尽管电力不足，但国民依然强烈反对在安全对策尚未从根本上得到强化的情况下重启核电站，最终同意了增加火力发电量。于是，减排CO2的力量也随之弱化。

在此背景下，针对框架公约秘书处要求各国完成的2020年目标，日本在第19次缔约国会议召开前的2013年，提出了“以2005年为基准年，削减3.8%（相较于1990年反而增加3.7%）”的目标，并以此进行了登记。

这遭到了国内外环保组织的强烈抨击。不过，由于核电站是否重启的方针尚未确定，所以该目标完全没有计算核能发电的减排效果。

然而，此次确定的2030年减排目标要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21个百分点以上。出现这种大幅变化的背景原因在于政府对2030年能源供求的预测和关于电力结构的决策。

顾忌“电价上涨”，供给方无法减排

按照上述减排目标，总发电量大约为1万亿kWh（顺便提一句，近年来每年的总发电量略微呈现减少趋势，大约为9000亿kWh），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要比现在翻一倍左右，达到22～26%，作为日常基础电力来源的核能与火力发电量占比合计要达到46～48%，其中，核电比例为22～20%，略低于福岛事故之前，剩下的26%左右为火力发电。

据报道称，一度电的平均CO2排放系数将达到0.38㎏左右。据说按照京都议定书目标达成计划设想的电力结构，排放系数将达到0.34 kg/kWh，与此相比，日本减排目标中的排放系数要高出10%左右。原因在于，尽管可再生能源有所增长，但核电占比下降，火力发电占比将高于京都议定书目标达成期的数值。

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太可能依靠电力供给方的力量大幅减排CO2。关于背景原因，也有报道指出那是“因为安倍首相出于对日本整体经济形势的考虑，下达了要求避免电价上涨的指示”。无论是围绕安保问题的争论还是经济对策，现政权都在努力稳定国内形势。在他们眼中，大地震后家用和工业用电价格暴涨了20%以上是个大问题。可以想象，侧重使用火力和核能发电完全是为了降低电价。

另一方面，环保派提出批评称“设定的火力发电比例太高，而可再生能源比例太低”。笔者也持有这种观点。比如，在固定价格采购制度（FIT）这一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下，太阳能发电站建设计划（截至2015年4月末）正在稳步推进，假设全部建成，那么太阳能发电量将比此次电力结构方案中预估的749亿kWh高出30%左右。

顺便提一句，引入FIT后，日本成为了最近几年太阳能发电新增规模（按装机容量计算）最大的国家，累计装机容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2014年时达到2330万kW，国际能源署调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