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司法与警察的压力

第二个原因在于“仇恨游行”过度的激进和日益极端化。上文提到的“在特会”，于2010年侵入德岛县教职员工会建筑内进行示威游行，多名成员因此以暴力妨害公务罪及入侵建筑物罪等被逮捕或起诉，被判有罪，同时被追究民事责任。2016年4月，高松高等法院判决，“在特会”方面应向受到辱骂的女性原告支付4百余万日元的精神赔偿费。

再追溯到2009年，针对京都市南区朝鲜初级学校使用公园的问题，“在特会”成员在朝鲜学校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当时的参加者通过扩音器齐声辱骂朝鲜半岛侨民学生“蟑螂！蛆虫！”京都府警以暴力妨害公务的嫌疑对“在特会”会长的住宅进行了搜查。2014年12月，最高法院判决“在特会”方面支付约1200万日元的高额民事赔偿费。

公安调查厅高度关注上述一系列动向，将“在特会”定为“排外主义右翼团体”，多年来在其年度报告《国内外形势回顾与展望》中均有提及。

总之，早在《仇恨言论对策法》实施以前，警察、公安及法院已开始施加压力，以打击和取缔“仇恨游行”。受此影响，当初支持此类团体的参加者逐渐背离而去，“转向”者增加。即便是“在特会”内部，也可以听到“确实做得有些过分”的声音，对此心存疑问者悄然与游行活动保持距离，以至形成事实上退出“在特会”的情形。

如此这般，最后出现的就是本文开头提及的《仇恨言论对策法》，从实际效果来看，它最多不过是对“仇恨游行”发出的最后的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