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祭奠——祭祀地方英靈

實際上，日本民間的戰死者祭奠活動並非始於對外戰爭，而是始於1877年的一次大規模內戰——西南戰爭(*8)。在此過程中，天皇將1874年佐賀之亂(*9)引發的西南戰爭之前的一系列叛亂事件中喪命的政府軍相關人員共計6,959柱（日語中稱呼牌位時以「柱」為單位——譯註）交由東京招魂社合祭(*10)。

另一方面，為了祭祀在此次內戰中戰死的本地英靈，各地自發主導開展了遵從傳統、以地方共同體為中心的招魂祭，並建立了招魂碑。在和歌山縣，舊藩主德川茂承等人舉行了招魂祭，在千葉縣的長生郡，人們在玉前神社內修建了長柄、埴生兩郡戰死者紀念碑。此外，為了祭祀東京警視第四方面第四分署警部巡查從軍死者，該署員工在東京小石川音羽護國寺內修建了祭奠碑。

松江的事例正是這股潮流中的一個代表。在島根縣，內戰結束後不久，松江招魂社動工興建，10年後隆重舉行了西南戰死者十年祭(*11)。次年，即1888年，更是利用包括舊藩主和縣知事乃至小學生在內的縣內各界民眾捐款，在松江城址內修建了「西南之役雲石隱戰死者紀念碑」(*12)。據說當時舉行了建碑儀式、招魂祭和佛教法事，市內還裝飾了大國旗、綠門和房檐燈籠等，數万圍觀者熙熙攘攘，就像慶祝戰爭勝利一般熱鬧。當時，為追悼戰死的本地人，該縣下轄的邇摩郡福光村村民和有志之士修建了祭奠碑，舉行了神道的招魂祭和佛教的追悼法事，還舉行了相撲表演等各種活動(*13)。戰死者均被作為「本族的英靈」，有別於國家的名義，受到祭祀和表彰。

「國家層面」與「國民層面」——兩種祭奠共存

如上所述，基於戊辰戰爭中舊藩主的忠臣祭奠活動和通過西南戰爭這場內戰形成的「國家」意識，日本獨特的戰死者祭奠形式逐漸成形，而最終使之定型的則是日清戰爭（甲午戰爭——譯註）這場全民投入的戰爭。在這一階段，日本的戰死者祭奠方式(*14)的基本形式開始固定，此後，通過日臺戰爭(*15)、北清事變（義和團事件）、日俄戰爭等日本與異族之間的抗爭和對外戰爭構建起來的軍事支援體制和民族主義思想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形式。

也就是說，日本特有的戰死者祭奠形式在這個時期成形了，即兩種不同的祭奠活動並存：一個是天皇與軍方將戰死者作為靖國神社祭神的這樣一種帝國日本的國家性祭奠活動，一個是另一層面的以「藩國」意識和地區社會傳統與文化為基礎的國民性祭奠活動。

20世紀30年代，軍國主義抬頭，在戰死者祭奠問題上，採取了國家主義式的統一管理控制。具體內容就是忠靈塔修建運動和國家主導的護國神社創建運動。然而，只要觀察一下全國各地町、村、字各級地區的戰死者墓地就會發現，這些軍國主義式的戰死者祭奠活動並未滲透到所有國民的思想中。

莫如說，太平洋戰爭後，在遺族會運動日益興起的過程中，靖國神社的戰死者祭奠活動開始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另一方面，堅持舉行傳統祭奠活動的町和村級地區的戰死者公墓也依然如故。換言之，太平洋戰爭後的特點在於以靖國神社為代表的、基於英靈表彰活動的祭奠活動與基於反省和追悼的傳統祭奠活動形成了兩極分化，與戰前的重大差異在於兩者均以對於和平的祈願作為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