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的“日本國”與“倭寇式狀況”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不能把倭寇等同於日本海盜集團，那麼為何冠以“倭”字相稱呢？這是因為在不局限於遍布在東亞海域國家的人與物的動向——權且稱之為“倭寇式狀況”——中，與日本所佔的特殊位置有密切關聯。爭論點大致有兩個：

第一，是倭寇這一概念的核心是什麼？

14世紀末，鎮壓倭寇的高麗、日本的負責人異口同聲地宣稱，倭寇主要來自兩島。倭國並非舉國為盜，其主體是不服國家命令的對馬、壱岐兩島的叛民與賊寇。他們實際的生活狀態是“以舟為家”，居無定所（《高麗史節要》辛禑13年8月，《朝鮮太祖實錄》4年7月辛丑）。到了15 世紀海盜活動平定之後，這種認識也沒有變化，朝鮮方面心中的“倭人”，可以認為基本上就是對馬島的島民。

其實，倭寇集團本身，從很早就開始籠絡朝鮮和中國的政治失敗者、逃避賦役的沿海民眾，所以兼有多種角色。有關這種情形，我在以“何人為倭寇？”為題的論文中作了詳細論述（《東方學》119輯，2010，東方學會）。但是，日本列島西部的島嶼長期成為海盜活動的策動根據地。只是到了16世紀，其中心才從對馬轉移到五島。

第二，是在14-16世紀的東亞中“日本國”的特殊性。

由於南北朝內亂、應仁、文明之亂等戰亂，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低落至極。當時，雖然列島各地的各類交流者們湧入朝鮮，但是在國際關係中，本應代表日本的“日本國王使”，也不過是那些交流者中的一員而已。而且到了16世紀，其名義又被對馬島以下的諸勢力派送的偽使者肆意利用。

甚至連“日本國王使”的名義被非法利用都防止不了，可見中央政權的軟弱無能，因而等於地方政權參與對外關係絲毫沒有障礙。特別是對馬的宗氏、大內氏、大友氏、平戶的松浦氏、島津氏等西國（日本西部諸地區）的大名（諸侯）們，對於將他們的領地變成地下貿易及海盜活動的策動根據地非但不加以取締，反而還把分得的貿易利潤裝入自己腰包。王直等中國的倭寇首領，當在中國沿海的地下貿易基地遭到破壞後，便轉移到列島西邊海域繼續進行活動。

倭情在世界史上的作用

從以國家史為中心的傳統歷史學角度看，屬於亞流的倭情，可以說在16世紀的東亞扮演了超越一國歷史框架的世界史的角色。

最近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石見銀山，在1533年從朝鮮半島傳來了吹灰法這一新的提煉技術後，產量大增。這一技術的傳入，是由在山陰-博多-朝鮮這一地下貿易管道中活動的倭人，從朝鮮民間秘密進行的白銀提煉現場盜取的。

而且，由於中國經濟向著以白銀為中心的交換體制轉變，在這一過程中，日本的白銀通過地下貿易管道大量流入中國。通過交換白銀，從中國進口的物品則以生絲為主。倭寇集團通過地下貿易牟取了巨額利益，其中還有新加入進來的歐洲勢力。

槍砲與基督教也是通過往來於上述地下貿易管道的倭寇集團以及搭乘其貨船的歐洲人傳到日本的。葡萄牙人攜帶槍砲乘坐的是後來成為倭寇王的王直的帆船（中國式的遠洋帆船）。把西班牙傳教士聖方濟·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送進鹿兒島的，是住在馬六甲的號稱海盜的中國人的帆船。槍砲成為左右戰國動亂去向的新兵器，基督教則以“宗門人別改（大眾宗教信仰調查）”制度，作為牢固掌控人民的否定性催化劑，無可置疑，這些都成為日本歷史由中世紀向近代轉變的重要因素。

作為龐大的“倭寇”、“虜寇”在東亞出現的豐臣秀吉政權與奴爾哈赤政權（後金），將倭寇猖獗活動中攫取的巨額貿易利潤和極大提高的生產力據為已有，從而發展成強大的軍事國家。江戶幕府和清王朝作為繼承者，在經過種種失敗之後，創造了新的國際秩序（所謂鎖國體制），鎮壓了倭寇的活動。

歷史學為何而生？

從韓國和中國的學者對倭寇與倭人的看法當中，我感到現代的民族主義主張，存在這一種從歷史中尋找根據的傾向。一開始就對照所給的答案，從史料中“發現”與之相符的根據。受其驅使，日本方面的民族主義主張又以同等的方式與其對抗。這樣，只會步入歧途，產生毫無結果的齟齬。

我所屬的東京大學，常常被拿來與首爾大學、北京大學相對比。我感到在韓國和中國學者的眼中，東大是為了服務於“國家利益”而做學問的地方。但是與我對歷史學的所思所想相去甚遠。希望現代人能盡量擺脫各種約束——例如，禁錮在國民國家框架中去解釋過去——用更加貼近於當時的目光去描述歷史。我之所以做歷史學，是因為感到這種工作很有趣。特別在感到能從當時的文脈中解譯史料的那一瞬間，更是喜上心頭。

儘管當今國民國家萬能主義正走入死巷子，北方領土、竹島、尖閣諸島（釣魚島）等邊界空間，變成了令人窒息的領土紛爭場所，可能性受到封殺。為使其恢復並賦以活力，如果我的研究，也就是通過弄清前近代的邊界空間實情以及邊際人的活動，能夠提供某些啟發的話，將十分欣慰。這與因為有趣、因為喜歡才研究歷史學並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