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美國納入危機管理框架的必要性

在「能力」層面，重點在於面對中國日益擴張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美軍如何在該戰區確保行動進入權，並掌握在衝突升級過程中的主導權。隨著美軍在戰區內布署與行動的成本持續上升，與位於戰區內的同盟國之間進行角色分工與聯合作戰的重要性，也相對進一步提高。特別是在以高強度衝突為前提的情境下，日美聯合作戰已被視為支撐美軍介入能力可信度的核心要素。

若設想多種從臺海危機演變至美軍介入的情境，自衛隊支援美軍在戰區內作戰的局面，自然也在預想之中。隨著局勢發展，判斷是否已超出「重要影響事態」，並進而構成「存立危機事態」，也可能成為政府必須進行具體裁量的課題。一旦發生臺海封鎖、有限度的動武，或是在西南諸島周邊出現近似海空封鎖的行動，由於駐日美軍基地功能的維持可能成為作戰成敗的關鍵，日本政府將其視為直接攸關國家存立的問題，具有相當的現實性。

重點在於，透過預先在國內法上確保「在何種條件下得以採取行動」的適用範疇，藉此使日美雙方得以將能力強化的討論推進至高強度衝突的層級，並持續累積相關的計畫與訓練，而這也已成為支撐軍事能力可信度的前提條件之一。若要在戰略模糊的架構下維持嚇阻效果，就必須在言論上保持克制的同時，在能力層面實質鞏固介入的可能性。而「存立危機事態」，正是作為日美共同建構作戰能力時不可或缺的制度性前提。

然而，作為嚇阻體系中最關鍵變數的美軍介入，其不確定性正日益增加。在川普2.0政權下，對同盟的承諾不再被視為是「既定路線」，而更傾向取決於當下的政治判斷，這使得軍事介入的可信度更容易出現動搖。隨之浮現的問題是，包含存立危機事態在內的諸多情境設計，長期以來皆以美軍介入作為默示前提，並透過各類計畫與演訓加以具體化。可以說，如今所面對的不確定性，已不再只是為了對中嚇阻而對外加以管理的工具，同時也演變為必須將其視為同盟內部的先決條件，並須有意識地加以管理的階段。

在這樣的情勢下，日本所面臨的選項並不僅止於被動回應。若美國未明確表態介入意願，日本仍可透過同盟運作的實際作為，對美方發出另一種層次的訊號，將美國更深地納入危機管理的框架之中。具體而言，便是透過制度設計、能力建構與共同作戰計畫等方式的持續積累，確立「臺灣有事」與日本安全保障密不可分的關係，從而提高美國「選擇不介入」的成本。

綜上所述，日本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將「戰略模糊」真正視為一項戰略性的管理課題，並在「意圖上的保留」與「能力上的更新」之間，同步進行權衡與操作。然而，這樣的操作技巧顯然難以稱得上已臻成熟。畢竟，維持模糊性本身需要仰賴高度縝密的制度設計、精準的對外論述，以及在危機時刻能夠支撐決策的邏輯路徑。

標題圖片：高市早苗首相（左，時事）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AFP／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