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政策」的重新評價

將「Sanaenomics」中的「危機管理投資」與「成長投資」理解為日本版的MSSE，應該較為恰當。即使成功引進半導體工廠，若缺乏電力、水資源、交通網絡、供應鏈廠商以及人才培育機制等配套條件，也難以形成產業聚落。同樣地，導入AI與機器人技術，也需要搭配教育訓練、資料基礎建設、標準化以及法規改革等，而這些正是公部門發揮作用的領域。換言之，其政策的用意在於透過政府打造有利於民間投資的基礎環境，進而促成官民攜手，共同推動投資復甦。

如此整理後，或許有人會批評這其實是「產業政策」的復辟。包括我自己在內，多數經濟學者只要察覺經濟政策帶有產業政策的色彩，往往就會提高警覺。1990至2000年代的產業政策研究也指出，日本的產業政策未必能準確培育出具成長潛力的產業，反而有不少政策資源流向低成長部門，抑或是難以發揮規模經濟效益的產業。

例如，旨在推動汽車與鋼鐵產業官民合營、但最終於1964年遭否決的《特定產業振興法案》，便是曾被提出但明顯失當的產業政策之一。也因此，經濟學者與經濟分析人士逐漸對產業政策抱持批判態度，認為「未曾以自身資金承擔風險的官員，不可能準確判斷未來哪些產業具有成長潛力」。

然而，自2010年代後期以來，學界開始重新評價產業政策。美國政府在網際網路與資訊安全領域所發揮的作用明確受到重視，加上韓國與台灣相關案例研究的累積，都成為重新評價產業政策的契機。

至於日本，也開始出現一種觀點認為，由於保護衰退產業與培育成長產業同時進行，難以觀察產業政策的效果（或者正是因為兩者同時推動而導致失敗）。這類重新評價並不代表對產業政策抱持樂觀態度，認為其必然成功。必須特別留意的是，所謂的「重新評價」其實是認為唯有在市場協調失靈、學習效果或國家安全等理由明確存在的情況下，政府介入才具有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