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天以「文化人派遣」的名目訪臺

首先從那個時隔2年的訪臺之旅談起。那個時候訪臺，是透過當時擔任交流協會（現在稱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總務部長的下荒地修二先生的幫忙，下荒地先生是我的大學學長，也是一位知華派（China school）的職業外交官。1980年夏天，我擔任總務省主辦的訪中團「通譯」，當時已經在北京跟他見過面；其後他一度從北京大使館回到外務省（譯註：相當於臺灣的外交部），而當時則派駐臺北，以交流協會的「文化人派遣」的名目，邀請我訪臺。

東京大學發出的「海外渡航承認書」（筆者提供）
東京大學發出的「海外渡航承認書」（筆者提供）

眾所皆知，交流協會是臺日斷交後，為了處理臺日間的「非官方關係」而成立的「民間機構」，其臺北事務所長相當於實際上的「大使」，根據我當時的理解，其「總務部長」屬於職業外交官的外派職等，事實上作為「大使館」的第二號人物，負責對應政治相關事宜。而下荒地先生積極地與臺灣政界接觸交流，其中也包含當時的「黨外」人士。

雖然稍微有些離題，由於參與了交流協會事業的一環，最近找到了留存在自己手上的一個文件，當中有一封東京大學發出的「海外渡航承認書」（照片）。我只是大學的助教，但當時算是「文部教官」（譯註：「文部省」教員之意，文部省相當於臺灣的教育部），也就是國家公務員的關係，必須取得這樣的許可，才能前往沒有邦交關係的臺灣。而為了獲得許可，必須接受官方要求寫一封切結書：「本人理解與臺灣無邦交之事實，此次渡航目的在於學術交流，不會接觸政府相關人士。」我記得這樣的習慣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之後由於國立大學法人化，也就完全沒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