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向前方逃走」

其後，我見招拆招式地學到了比較政治學的用語「向前方逃走」。威權主義體制的領導人在內外情勢皆不利之際，會因應由下而上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要求，做出微小零碎的讓步，試圖為政權延命。若將自由化和民主化當作前方，微小零碎的讓步便可以說是「向前方逃走」。我在之後的著作裡，便將蔣經國晚年的政治決策類比為「向前方逃走」。

雖然前回連載已經提及，我在香港結識的臺灣人吳鴻裕先生，在1985年2月初那個時間點，曾經預測「（這個江南事件）或許可能要了（國民黨的）政權性命」。若回顧事件之後的演變，他的預測是否準確？以短期來說，由於安然度過了江南事件的危機，因此答案是No吧。

不過從中長期來看，答案是Yes，同時也是No。Yes的原因在於，國民黨最終仍於2000年總統選舉敗給了民進黨的陳水扁而失去政權；No的原因則是允許民進黨在1986年創黨，並在1987年解除戒嚴令，在突破政治禁忌之後的民主化過程裡，國民黨仍然長期執政之故。在那個過程之中，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的權力鬥爭中獲勝，才能「成為臺灣的沙達特」，不過或許是蔣經國晚年著手策劃「向前方逃走」的戰略生效，而李登輝或許正是那位適合執行戰略的最佳人選。

如同表達臺灣民族主義的口號「臺灣前途由住民自決」在1983年選舉場上登場，引發爭論的已非單純的自由化、民主化的問題。李登輝當時身為「黨中資歷尚淺的農業經濟學者，榮獲蔣家強人拔擢的臺灣人，加上有共產黨脫黨經歷且基督徒」如此複雜的身份特性，對於領導「向前方逃走」戰略來說，我認為是非常必要的特質。

在將此回專欄的稿件交付編輯部之後，李登輝先生於7月30日晚間逝世，享年97歲。在此致上深厚的哀悼之意，同時衷心地為逝者默禱祈福。我接受報章媒體的採訪而撰寫了一篇評論，該篇短文題為「李登輝先生奔馳越過的窄道與高牆」（李氏が駆け抜けた細い道と高い壁），文中我也曾提及「李登輝是臺灣沙達特」的說法。在我任職香港時期後的好幾年，我才有機會得以直接與李登輝先生會面，關於那些往事，接下來將依序娓娓記下。

標題圖片：「新約教會」高舉抗議標語的行列出現在1985年11月臺灣地方選舉的「黨外」勢力演講會上的景象（筆者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