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柯旗化老師的相遇

這次訪臺之際，我在高雄結識了柯旗化先生這位人物。由於這次的臺灣行算是因公出差，因此在臺灣獲得日本的對臺窗口──交流協會的款待與照顧。雖然記得不是很清楚，不過應該也是在日本交流協會高雄事務所的介紹之下，我才會結識柯先生。根據存放在書房角落的旅程紀錄，1985年11月13日的夜裡，由高雄事務所的三島所長舉辦宴會，隔天早上9點的地方寫著「柯先生來訪」。前一晚的宴席上，柯先生亦獲邀為賓客作陪，大概是當時他表示，如果我想知道選戰情勢的話，可以替我引介。中文裡「◯◯先生」等同於日文裡的「◯◯さん」，而柯先生曾為高中英文老師，其氣質為人以日文裡稱為「先生」（譯註：老師之意）可以說再適合不過了，因此我想自己才會在記錄上寫下「柯先先來訪」。

柯旗化先生（前排右者），左為筆者，後排中央為林瑞明先生，於麻豆鎮林家古厝（筆者提供）
柯旗化先生（前排右者），左為筆者，後排中央為林瑞明先生，於麻豆鎮林家古厝（筆者提供）

柯旗化先生曾為政治犯。無論從事政治研究還是其他研究，只要在臺灣長久的戒嚴時期轉向民主化時期的期間持續進行田野調查，必定會以某種方式遇見「前政治犯」。原本我最初訪臺之際（1973年）會見的楊逵先生也曾為政治犯。楊逵先生（1906-85年）在臺灣的日本殖民時期曾經是活躍的農民運動家，同時也是文學家。戰後初期，他的言論活動遭國民黨當局所忌，蒙受了「送綠島管訓」（後述）的經歷。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回顧關於楊逵先生的往事。

以取締共產黨為名義施行「白色恐怖」的體制之下，淪為「政治犯」的不僅是本省人，也有外省人受害。如果是本省人，幾乎都是「日本語人」（在戰後中華民國的統治之下，同世代之間仍繼續使用日語溝通，並且在日常生活裡以日語獲得各種知識的人們）。那是由於身為本省人的前政治犯，相當於臺灣的「戰中派」（譯註：戰爭時期已成年，擁有戰爭相關經驗），透過日本殖民時期的教育，在知識上形塑自我的世代。柯旗化先生（1929-2002年）亦是如此。當時我們的語言使用關係是，我與柯旗化先生在兩人談話時始終以日語對話，而柯先生介紹我認識的人若是戰後世代，則以「國語」與我交談，那個人與柯先生之間，則是以臺語交談。

11月14日早晨，柯旗化先生依約前來我投宿的旅館，然後兩人先前往「第一出版社」。該處是他的住家，一樓是公司辦公室，二樓以上是私宅，這是臺灣城市裡典型常見的住宅兼店鋪構造。2015年再次造訪時，第一出版社的招牌和住宅的構造都維持原樣，改成名為「柯旗化故居」的紀念館，展示著訴說柯旗化生涯的照片，以及遭監禁時寫給家人的獄中書信。

第一出版社前的道路（筆者攝影）
第一出版社前的道路（筆者攝影）
「柯旗化故居」的一樓路口（筆者攝影）
「柯旗化故居」的一樓路口（筆者攝影）

抵達第一出版社後，柯先生介紹剛好正在工作的柯夫人給我認識，接著向我說明現在出版的書物，同時從書架上取出一本雜誌遞給了我。那是一本名為《臺灣文化》的雜誌，翻開後映入眼簾的是柯先生所寫的詩「母親的悲願」。該詩內容關於臺灣現代史上最大的悲劇二二八事件，詩作以母親的角度吐露孩子在事件中倒下的心情，在「黨外」集會上朗讀，曾獲得許多迴響。公開弔念並要求重新審視二二八事件的社會運動，必須再等1年半後才會展開，但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前政治犯已經敢冒著風險出版相關雜誌。柯旗化先生逝世後已經過了18年的現在，若上網搜尋，可以發現還有人在臉書上貼出此詩作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