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臺灣研究人生：論及臺灣學術界的「中華民國臺灣化」動向──首次出版臺灣政治研究專書

從學術知識上的「中華民國臺灣化」之動向汲取能量

催生出這本專書的另一個學術環境在於臺灣學界的嶄新動向。幾乎與我同世代的吳乃德先生與陳明通先生的博士論文，可以說是這個動向的兩大代表性論述。我記得應該是發生在1988年中，或是1989年3月訪臺之際的事情。我聽聞吳乃德先生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論文(*1)，非常傑出地分析了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威權主義體制，在「黨外」的年輕研究者和研究生之間廣為傳閱。告訴我這個消息告訴的人是老友謝明達先生，由於我非常想閱讀該書，於是謝先生告訴我，在我回國前會替我想辦法。我在回國的前一天接到他的聯絡，請我到中山北路上的國賓飯店大廳，謝先生在處理事務途中，特地繞到飯店來送論文給我，甚至幫我印好論文並集結成書。

吳乃德先生的博士論文封面和目次的一部分（筆者攝影）

毋須贅言地，我即刻在回國的飛機上耽讀起那本論文。吳乃德先生的論文將問題設定為，在長期戒嚴令之下，人權遭受侵害，理所當然會出現巨大的反彈，但為何國民黨的統治卻未遭到強烈的反抗？針對此問題，吳乃德先生認為理由不僅僅是政治警察的監視與壓迫體系，還有國民黨建構出「依附黨國體制的恩庇侍從分配體系」，讓人民難以反抗。針對容易組織團體的勞動者，設置金字塔型權力構造的工會，再讓國民黨幹部空降擔任工會高層，以掌控之。對於青少年則是由蔣經國所主導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之組織，完全對接高中班級的分組架構，方便提供高中生休閒娛樂等野外活動之外，活動全由救國團一手包辦控制。吳乃德認為這些組織與活動是一種「解消動員能量的統合主義」（原文「コーポラティズム」，corporatism）。

另一方面，對於難以直接滲透的農村，以各種方式控制那些透過戰後地方公職選舉所形成的「地方派系」，國民黨在地方選舉中以壓倒性的票數持續贏得選戰，打造出選舉的恩庇侍從主義體系。恰好由於黨外勢力抬頭，而讓「選舉」這個制度獲得空前的矚目，在那個威權主義體制開始動搖的時期，這個論述對於闡明國民黨一黨專政下的地方政治結構，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因此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產生出許多碩士論文，深入各地「地方派系」的選舉活動，推展出地方派系的相關論述。

陳明通先生的研究(*2)亦屬於此思考脈絡之中，但他的作法並非深入鑽研某個特定「派系」，而是從日本殖民時期的各種地方名人錄開始，甚至是刊載於戰後報紙上的地方名人治喪委員名單，進行徹底的資料收集與分析，並以臺灣省議會議員選舉為中心，藉此實證性地描繪出全臺灣地方派系的結構，完成了傑出的研究成果。關於陳明通先生，我曾透過中間人介紹，約定會面。

陳明通先生博士論文封面和目次的一部分（筆者攝影）

關於此次會面，能指出確切的地點與日期，宛若奇蹟。地點在當時臺灣大學政治系所在的法學院胡佛教授研究計畫室，日期是1989年12月7日。我手邊並無紀錄，但當日不知為何，政治系的學生洪郁如女士在場，我贈送自己的著書給她，在書上簽名並寫下日期。洪女士之後參加我在東大開設的小型研究會，以臺灣近代女性史研究取得東大的博士學位，目前以一橋大學教授的身份培育後進。在她研究室的一個角落，洪女士幫我找到了當時的那本贈書。

除此之外，我亦從同時期的臺灣學者學到許多，但當我讀畢前述兩人的論文時，覺得「啊啊，應該可以寫了」──腦中靈感湧現的感受，至今猶在心頭。

雖然常言道，民主化不會止於民主化，但其後政治體制的民主化過程裡，作為「全中國」的代表──如此建立在虛構幻影之上的政治結構，一個個分崩離析，而政治制度則對應現實──統治範圍僅限於臺灣，並以小幅度的改革方式，正是所謂「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形式實現。此外，公民的政治意識亦隨之產生變化。

《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筆者攝影）

不久我便將此變化命名為「中華民國臺灣化」。我的著眼點在於包含統治正當性、政治菁英、政治制度、再加上臺灣住民的國族認同（譯註：原文「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national identity）等內涵的政治結構之變動，現在回想起來，1980年代政治自由化的胎動初始，學術知識上的「中華民國臺灣化」動向，亦同時充滿生命力地降生於世。

從這個在學術知識上「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初期成果之中，我的第一本臺灣政治研究專書可說是獲益良多。反過來說，我將「中華民國臺灣化」的誕生介紹給日本的知識界，2年之後，該書的中文版(*3)更在我敬重的友人吳密察先生的審訂之下，於臺北付梓出版，我認為藉此可以將學術知識上「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初期狀況，如映照於鏡一般地，展現於臺灣人的面前。

標題圖片：筆者（野島剛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