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经济关系的推手发生变化

扮演着中国创新中一个重要角色的创客运动，正在把深圳这个城市变为亚洲屈指可数的、面向全球的开放之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也开始关注并参与到了这场创客运动之中，甚至通过互联网定期召集举办针对创业公司的考察会。

高须正和先生（switch-science公司）可谓是日本这一系列活动的推手，读了他的著作（高须，2016年）后受到触动的笔者，也参加了高须先生主办的考察会，与会者中从工程师、媒体人到原赛马骑师、艺人等等，可谓群英荟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参加到创客运动中的日本人，在行为和思想方式上，都与以往主导了日中经济关系的人们存在明显差异，让人感到他们的出现，体现了影响日中经济关系的新一代推手的诞生。

他（她）们既不是为了日中友好，也并非迫于公司方针，完全是因为那个地方在创造方面不断产生新事物，令人激动不已，所以才被深圳、被中国所吸引。这种所谓的以技术为媒介的极客（geek）之间的纽带，成为了以深圳为中心的新型日中人际网络的核心。

在此，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日中经济关系的历史和各个时期的推手。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主导日中“蜜月期”经济合作关系的是上海宝山钢铁厂项目所象征的钢铁、石油、电力等重工业成套设备产业。作为日中交流窗口的民间组织的核心人物，大多也是这类产业巨头的相关人员。

但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日中蜜月期”建立的政界和经济界的对话、谈判渠道逐渐陷入了功能异常状态。中国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开始向偏重出口型发展转舵，日中经济关系的核心朝着对制造业直接投资的方向转移。然而，日中经济关系的沟通渠道依然以重化工业和成套设备产业相关人员为中心，针对日中之间出现的新问题，未能做出很好的应对。

随着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日本国内的对华感情逐年恶化。内阁府每年实施的“外交民意调查”显示，在1995年的调查中，选择“（对华）没有亲近感”的受访者人数首次超过了“抱有亲近感”的受访者，并且后者的比例持续下降。由于日中经济交流趋于多样化，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日中经济协会等强有力的民间经济组织自上而下构建日中经济关系的做法逐渐变得困难起来。

在小泉纯一郎执政的2005年，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尽管以经济同友会为首的各经济团体为改善两国关系做了大量工作，但两国始终无法消除政治上的互不信任，最终导致“政冷经热”现象的常态化。

到了本世界第二个十年，为了实施文章开头提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国政府首先开始“淘汰”多年来拉动经济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朝着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高科技产业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围绕（劳动密集型产业）撤出问题，地方政府和劳动者之间爆发各种矛盾的案例也越来越多（梶谷2016）。

或许可以说，在大量日本企业面临严峻形势的背景下，今后要在华抓住机会切实开拓业务，需要具有创客或者说极客精神的人才，无论国籍如何，彼此认可对方的能力，不拘泥于传统的思维，展开竞争或者合作。可以认为，至少在深圳，确确实实正在产生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从日中关系这种国家层面来谈论在华业务的视点不存在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