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外交新的主体性

从经济转向政治

“吉田政策”原本所规定的外交路线，其基础是优先考量经济发展，维持轻武装路线。但冷战后的日本外交，不如说是扩展了外交领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政治问题和安全保障问题上来。例如，1994年朝鲜半岛核危机发生之后，日本积极参与了1995年3月成立的KEDO（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1997年桥本首相提倡了“欧亚大陆外交”，将强化俄罗斯、中亚各国间的关系纳入视野。日本改变以往以经济为中心的外交，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入了地缘政治学及战略性的考量。

另外，为了非洲国家的开发援助而从1993年创设的TICAD（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显示了日本在解决非洲贫困问题而采取的持续性行动上发挥出主导作用。并且，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日本在小泉首相的指导下，立即支持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反恐战争”。如今，远在非洲、中东、中亚的国家和地区，也要求日本进行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国际合作。对此，日本采取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参与的力度。

这种在外交上由重视经济转为重视政治的行动，以及在全球层面扩大外交范围的做法大大超越了“吉田政策”的原始设想。这种变化，既是由于日本政府为适应冷战后新的国际形势而做出的选择，同时也是日本在获得世界最高层次的财富后，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这样，冷战后日本外交的轴心，由经济外交朝着更加政治性的、包括安全保障在内的方向不断演变进化。

价值观与外交

进入21世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价值观、理念等问题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在英国，1997年成立的布莱尔政府开始述说“道德外交政策（ethical foreign policy）”、“善行的力量（force for good）”，此外，2001年美国成立的布什政府中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开始论及体制转换，以使自由和民主主义在全世界得到普及。外交，从纯粹追求国家利益并以各自实力相冲突的时代，转向宣传和普及自我价值的时代。

日本外交也为呼应这一潮流，渐渐谈论起价值观问题。例如，麻生太郎原外相在2006年11月30日的演讲中提到了“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的统治、市场价值”等“普世价值”，并表示“在外交中将对其加倍重视”。麻生原外相将“价值观外交”与“自由与繁荣之弧”作为日本外交的新基轴，即作为“第四个支柱”加以提倡，他在演讲中说：“在尊重和重视自由与民主主义、人权与法治上，我们是决不落后于他人的。”这样，在安倍晋三政权下，日本外交向重视价值观的方向作出了重大转变。

然而，2007年9月，福田康夫接替了安倍晋三的首相一职之后，出现了大幅后退趋势。福田外交认为，即便是为了修复在小泉政权下因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而恶化的日中关系，也应将亚洲外交定位到外交基轴的位置，与日美同盟形成两个车轮的“共鸣外交”，相提并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与政治体制相异、在普世价值上存在诸多不同的对中关系，有必要抑制“价值观外交”。其后，在2008年诞生的麻生太郎政权下，曾经说过“自由与繁荣之弧”的麻生首相，也不再多用这一外交理念，谨慎地专致于以往的外交形式。“价值观外交”，无论在外务省还是政权内部，都未必得到了广泛支持。

尽管如此，日本推进并加强与共有自由和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国家间的关系，同时也强调在迄今的同盟关系上也拥有共同的价值观。2006年6月，在小泉首相与布什总统举行的首脑会谈上，发表了以“新世纪的日美同盟”为题的共同文件，主张“日美两国不仅要对抗共同的威胁，也要共同促进以自由、人的尊严及人权、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并指出“这种价值观深深扎根于两国长久的历史传统之中” 。另外，日本在2007年3月与澳大利亚发表了 “关于安全保障合作的日澳联合声明”，同样提到“致力于不断发展反映共同价值观与利益的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以后，开始了日美澳三国战略对话，尝试在亚太地区拥有共同普世价值的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三国之间促进相互合作。

此外，2010年12月，日美韩三国外长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就北朝鲜发动的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对策进行协商。在此，“拥有共同的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等基本价值观的日美韩三国，确认了对区域性、全球性共同课题进行紧密合作”。同时，2007年8月安倍首相访问印度，明确表明了在中国日益崛起之中，拥有共有价值的日本和印度进行战略合作的姿态。访问期间，安倍首相与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总理发表了共同声明，讴歌两国共享自由与民主主义等的“普世价值”。在过去的5年中，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等亚洲太平洋地区拥有共同普世价值的各国加强了合作关系。这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军事崛起，具有考虑战略平衡的对抗意义。

另一方面，自民党在2009年8月的大选中大败，9月份诞生了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相的民主党政权。鸠山首相以“友爱”理念作为外交的基轴，特别是将实现“东亚共同体”作为“友爱外交”的支柱。鸠山首相宣称，“对于价值观不同的国家，要相互尊重对方的立场，谋求共存共荣”，以“友爱外交”的精神作为日中友好外交的基础。鸠山政权以被称为泛欧整合之父的理查德·考登诺夫-卡拉基（ 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 ）的区域整合理念为基础，打出设立东亚共同体的一大目标，却围绕迁移普天间美军基地的问题上，大大损坏了和拥有自由、民主主义等共同价值观的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总之，在过去10年的日本外交中，总是两种方针交错共存：以日美同盟为中心的，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主义联合（the league of democracies）和以日中关系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合作。

日本外交何去何从？

冷战后的20年里，日本扩大了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参与，并强化了日美同盟，同时尝试发展在东亚地区的合作关系。这也是谋求深化1957年的“日本外交三原则”的结果。虽然由于各个时期的政权和首相不同，所强化的侧面也不尽一致，但很明显这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如何绘出冷战后日本外交的自画像，在国民之间，对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性问题依然存有巨大的迷茫。和平主义与国际合作、日美同盟与东亚、价值观外交与经济利益，需要将多个座標同时加以考虑，综合性地制定出外交战略。因此，毋庸置疑这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由于频繁更换首相和外相，日本外交失去了一贯性，同时也失去了国际社会的信赖。

在本系列中，各个领域的权威专家和参与制定政策的一线成员将回顾过去20年间日本外交的各个重要场面。只有通过综合性的理解，才能看出今后日本应走的道路，并且认清日本在未来国际社会中应扮演的角色。

（原文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