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津安二郎的御用編劇野田高梧：在蓼科山莊潛心創作的歲月

在一座白樺林環抱的山莊裡，保存著《東京物語》劇本的原稿。影壇巨匠小津安二郎和編劇野田高梧二人在此合作的佳話以及建立起的深厚友誼也不為人知。

如果沒有編劇野田高梧，日本著名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輝煌的經歷便無從談起。2023年適逢小津誕辰120週年，去世60週年。炎炎夏日，我來到蓼科高原，追尋小津的親密搭檔、編劇野田的足跡。此行的目的是尋找支撐日本電影史黃金時代的兩位巨擘的有關記錄以及保存至今的資料，同時也希望瞭解二人在戰後的日本建立起的深厚友誼。

小津和野田二人用獨特的手法開創了電影拍攝的新領域。在他們職業生涯的最後一程，即20世紀後半期，兩位電影人來到蓼科高原的山莊，打磨感性，促膝長談，漫步於山水之間，推杯換盞把酒言歡，廢寢忘食潛心工作。直至人生的終點，這座山莊都是二人創作的大本營，同時也是其享受人生的愜意之地。

二人攜手共創佳作

野田高梧出生於1893年，比小津年長10歲。他從小津最初的默片時代起就參與創作，二人攜手步入彩色故事片時代。野田不僅是一位多產的編劇，在有著「第7藝術」之稱的日本電影的發展史上做出了巨大貢獻，對小津而言，他更是無可替代的摯友。

兩人於上世紀20年代相識於東京的攝影場。野田創作的劇本《懺悔之刃》是小津1927年執導的第1部作品。之後，二人連袂推出了27部作品，但《箱中女》（1935年）和《晚春》（1949年）之間卻有長達十多年的空白。

30年代，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抬頭以及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二人分道揚鑣，國家的管制和政治宣傳逐漸綁架了電影產業。小津1937年應徵入伍，走向中國戰場，1943年被派遣到新加坡，受命在戰火中拍攝紀錄片，而野田則在1940年為創作以菊池寬的自傳為題材的戰爭片腳本在中國各地奔波。

戰後，小津與野田的合作模式在拍攝原節子擔任女主的「紀子三部曲」時重新啟動。紀子三部曲因描寫戰後的百姓生活和具有普遍性的家庭形象而備受讚譽，二人在影壇脫穎而出。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東京物語》（1953年）則被譽為最傑出的作品。

他們在劇組中埋頭於電影創作，但業餘時間都很珍惜在鐮倉與家人共度的時光。1952年，小津攜母親定居海濱城市鐮倉，這裡也成為他人生最後的居所。野田也帶著妻子和兩個女兒在鐮倉生活。

小津和野田一度定居在位於神奈川縣茅崎海岸的茅崎館。這間旅館距離松竹的大船攝影所很近，離東京也不算遠，地理位置優越。二人同吃同住，一起構思情節，創作臺詞，決定演員人選。但是，當時很多電影相關人士和編劇頻繁進出茅崎館，電影行業忙亂的節奏和喧囂讓二人不堪其擾。

為了尋求靈感的火花，他們決定逃離茅崎。野田知道有一處理想的避難場所，那是一座綠蔭環繞、遠離塵世的山莊，只有山間的雲霧造訪。於是，二人千里迢迢來到長野縣八岳腳下的蓼科高原，這裡成為二人終生的世外桃源。

現在，「新雲呼莊」收藏著野田高梧大量的資料。據代表理事山內美智子回顧，野田首次到訪蓼科是1951年的夏天。野田的哥哥為了讓身患重病的兒子到鄉下療養，在戰前建了這座綠蔭環繞的小山莊。其實不過是一座小房子，只有一間鋪著草席的屋子，既作起居室又作寢室。最終侄子在戰後還是離開了人世，野田就從哥哥那裡接手了這座山莊。他對蓼科寧靜優美的自然環境非常中意，終其一生也沒再轉讓這座山莊。

就這樣，野田創建了一座既可休閒又可在此醞釀藝術構思的山莊，起名為「雲呼莊」，寄託了「山呼雲，雲喚人」的美好願望。野田的親朋好友和一眾藝術家紛紛來到山莊，演員佐田啟二和笠智眾也是這裡的座上賓。到了夏天，許多留宿的客人給山莊帶來了人氣，大家白天在附近散步，晚上圍爐夜話。雖然在鐮倉有居所，但野田大部分時間都是帶著妻子野田靜和女兒玲子在蓼科度過的。

玲子在電影人圈子裡耳濡目染長大，逐漸成為父親的左膀右臂。小津和野田在創作過程中也會聽取玲子的意見。玲子女校畢業後，便擔任起了野田手書劇本的謄抄工作。雖然一開始遭到了父親的強烈反對，但玲子還是和編劇山內久結為連理。這件事也對小津首部彩色電影作品《彼岸花》（1958年）的故事產生了影響。後來玲子也在丈夫的建議下，以「立原柳」的筆名開始創作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