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受害者繼續發聲

在為應對第二次跟蹤狂而奔波的同時，內澤下定了決心，即便違反和解協議，也要把自己的這些經歷寫出來。她說：「剛開始我很糾結，因為受限於和解協議，一些工作上該寫的東西我不能碰。慢慢地我認識到，為了讓大家知道在跟蹤狂的案件中，只有受害者不得不到處搬家到處躲藏，一直生活在恐怖之中的現狀，也為了讓更多的人知道加害者有必要接受治療，我必須要把那些東西寫下來。之所以跟蹤狂的受害者們難以像『#Me Too』運動那樣地團結起來，就是因為她們害怕暴露在公眾面前，之後再度招致跟蹤狂的騷擾。既然願意站出來的人太少，那我就必須要發出聲音。」

內澤說她希望警察與司法相關人士也能來看一看這本書。「越是需要治療的跟蹤狂越危險，最終可能會釀成恐嚇或傷人等刑事案件。跟蹤狂的諮詢視窗是警察局的生活安全科，所以有關治療跟蹤狂的演講，也只有安全科的人來聽，沒有跟刑事科人員共用這些資訊。所以希望大家至少能看一看我的這本書。」

內澤2018年起開始在《週刊文春》上連載自己作為跟蹤狂受害者的經歷後，A惱羞成怒，跟諮詢師小早川女士取得了聯絡。雖然小早川女士成功地安撫了A的情緒，但今後會怎樣依然是未知數。

「我現在也沒有公開自己在島上的住所。快遞和郵件我也不直接在家裡接收。這件事情讓我的人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因為乳腺癌切除了兩側的乳腺，也包括來到島上生活，我的人生迄今有過多次迂回曲折。生活總是要繼續的，不這麼想又能怎麼辦呢？」

採訪、撰文：nippon.com編輯部 板倉君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