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時期不同家族面對語言的態度各異

出生於臺灣日治時期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顏世鴻醫師，在其回憶錄《青島東路三號》中，提到如他這樣在1920年代出生的臺灣小孩，上學被禁用母語，所以到了老年，會遺憾缺少一種可以充分敘述自己遭遇的「母語文字」。顏醫師的父親因其家族在日本殖民之初參與過對抗日軍的戰役，因此顏醫師從小跟隨父親以「河洛文言」學習中國古文，倘若在家裡說了日語，立刻挨耳光。入學公學校到考上台北帝大的數年間，接受學校的日本語教育，終戰之後又沒有好好讀「國語」（北京語），因政治案件被捕入獄之後，不得已只能用「五花肉式國語」寫下比現今小學生低年級還不如的國語遺書約六百字。

出生在1925年，比顏世鴻大兩歲的臺灣日治時期重要作家葉石濤，在回憶錄提到他的父母雖然受過公學校的日本語教育，卻因為日本政府強勢的同化政策，臺灣社會的漢文化意識也就出現激烈反撲，漢族意識讓他的父母輩雖熟悉日本語，卻不主動教育下一代。在他六歲之前，臺灣各地依然有許多漢詩社，但是傳統漢書房卻在殖民政府的壓迫之下逐漸式微，到了1930年代初，在日本內地與殖民地同時進行了思想肅清，臺灣島內的文化運動漸漸受到打壓，臺灣社會在接受日本殖民長達30餘年之後，統治體制已經穩固，日本語逐漸成為臺灣知識菁英的主要書寫文字。而葉石濤在進入私塾學了兩年漢文之後。1932年進入末廣公學校（台南進學國小）開始接受日本語教育。

在葉石濤發表的《府城瑣憶》書中，有一篇〈說日語的那段童年生活〉，提到他小時候是個愛說話的小孩，「整天像一隻聒絮不已的麻雀」，但是進入公學校之後，因為學校不許說臺灣話，他就變成一個「又聾又啞」的幼童，乾脆閉口不說話。但是第一學期結束之後，奇蹟似地學會日本話，不但聽懂，還能字正腔圓說出一些日常性的日本語會話。因為所受的知識教育與文化教養，融合了漢文化與日本文化，也由於日本文化強勢介入臺灣人的生活，使得日文慢慢成為溝通語言，交錯使用臺灣話與日本語，是日治時期許多臺灣人日常生活運用語言的常態。因此這個世代的臺灣人，對於日本語文的嫻熟運用，較他們的父母那一輩更為自然。

譬如出生於1894年，有臺灣民族詩人之稱的賴和醫師，有很好的漢學基礎，其小說與詩作，幾乎都以台語白話文發表，但是到了楊逵（出生於1906）、呂赫若（出生於1914）這一代，因為所受的教育背景跟知識與文學啟蒙幾乎都來自日本語，幾乎都是以日文書寫創作。而直到戰爭末期才開始進入文壇的葉石濤，更是全部仰賴日文，他在中學畢業之前已經完成數篇日文小說創作，〈林君寄來的信〉得到文藝臺灣社社長西川滿採用，刊登在1943年4月份的《文藝臺灣》。

直到1937年中日開戰，日本政府開始在臺灣推動皇民化運動，禁用漢文，廢除漢書房，強制臺灣人改姓名，成立「皇民奉公會」。根據葉石濤的著作《追憶文學歲月》其中一個篇章〈我的種族經驗〉，提到他六年公學校的級任導師都是日本人，但他們對待臺灣人兒童並無種族偏見。自公學校到中學校階段，「我沒有感到日本人的任何壓制和侵犯」。他對殖民者改造臺灣人思想的認識，則來自於戰爭期間的軍國主義與皇民化運動。

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光復」臺灣之後，葉石濤跟大多數臺灣人一樣，面臨了語言與文字書寫的問題，接近於被迫失語的困境。原本流暢的日本語溝通跟流利的日文書寫都被禁用。葉石濤曾經在文章裡面寫道，「由於在日本殖民統治已經穩固了三十多年的殖民地社會完成教育而長大成人，所以我們在語言習慣和思考模式都完全日本化，戰後吃盡苦頭的原因之一也來自這日本化。」

1945年8、9月之際，雖然天皇已經承認戰敗，但葉石濤仍然留在部隊，尚未退伍。那時他心想只能積極學習中文，嘗試以中文發表創作，才有辦法延續自己的文學生命。他靠著部隊昏黃的燈光，抱著一本自舊書攤買來的康熙字典，強記單字與理解字義，又將《紅樓夢》對照松枝茂夫的日譯本，從頭到尾讀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