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政權轉移後立即實施禁令的失語衝擊

我的父親出生於1936年，雖只受過幾年的公學校日語教育，由於生活之中只熟悉臺灣話和日本語，終戰之後雖學過粗淺的注音符號跟簡單的北京語，還是必須靠日中字典，由日文註釋來理解中文。在工作場合與1949年自中國來到臺灣的東北人溝通，不是靠北京語，而是彼此都流利的日本語。

根據歷史資料顯示，日本殖民臺灣50年，日文普及率達75%，直到殖民42年之後的1937年，因為戰況吃緊，軍國主義高漲，總督府才下令廢除新聞報紙漢文版。而國民黨政府在「光復」臺灣一年之後就宣布廢除報紙日文版，臺灣人民瞬間成為無法閱讀中文報紙的文盲，與中國來的官員和大量移民也無法透過語言溝通，許多戰前戰時到中國發展或參與戰爭的臺灣人，成為通曉日本語、臺灣話、北京語，甚至上海話的翻譯。國民黨政府同時也針對日治時期參與皇民化運動的臺灣人，進行漢奸總檢舉。在日本神戶出生的作家陳舜臣所書寫的小說作品《憤怒的菩薩》，就描述臺灣日治時期的菩薩庄一戶家庭，因為長子參與抗日而遭受官方壓力，為了維持家族生存，被迫響應皇民化運動，被視為親日派，因此在戰後成為漢奸的清查對象，又因為參與抗日疑似喪生的長子突然返家，讓家族命運有了180度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