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回探討臺灣與日本的勞動環境。即使失去工作，再找下一個就好了，在臺灣換工作是稀鬆平常的事，勞動人口的流動性高。另一方面，日本長久以來受到終身僱用制的支撐，轉職並不普遍，勞工市場的流動性低，一旦失去工作，礙於再就業的門檻高，轉職不容易。此外，透過比較臺日對孩子的教育投資及有關僱用的價值觀，凸顯出兩國勞動環境的差異。

因失業而自殺的日本特殊性

主持人（野島剛）  接下來想要探討勞動問題，就以自殺問題來切入。臺灣人也關注日本的高自殺率問題，山田教授在有關社會差距的著作裡也曾提到，在社會差距加大的情況下，尤其是男性的自殺人數有增加趨勢，請問這樣的理解正確嗎？

山田  關鍵在於什麼的差距，我說的「希望差距」不是指收入高低，而是對於未來是否懷抱希望而產生的差距。日本的勞動環境一般是由所謂的「應屆畢業生統一錄用」的制度和「終身僱用制」支撐著。但是，1998年的自殺人數突然增加了近1萬人，原因是很多中高年男性被公司裁員而面臨失業問題。日本的社會在就業市場上很難重新來過，這一點與臺灣不同。在日本，一旦沒了工作，就很難再重返同樣條件的職場，尤其是中高年男性。

另一方面，現在年輕女性的自殺人數也增加，在非正規僱用的制度下，自己賺取的收入也少，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也沒什麼機會可以認識男性，沒辦法找個好對象結婚，因而對未來感到失望。

比起日本，歐洲的失業率一直都很高，但是即使失業了，還有下一個工作機會，能這麼想的話，就不會自殺了。相反地，日本的失業率低，但是一旦失業，很多人就覺得人生完蛋了，無法重新站起來。日本的勞動人口流動性低，轉職門檻高，所以容易對未來感到絕望。

藍  臺灣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有大量的臺灣企業外移到中國或是東南亞，在此同時，也開始大量引進來自東南亞的外籍移工，結果造成臺灣失業率的上升，而且集中在教育水準低的男性身上，於是他們就成了整個產業變遷過程中的最大受害者。臺灣從來沒有過「終身雇用制度」，社會的流動性蘊含著無限的機會。過去，臺灣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實現了經濟發展，即使沒有很高的學歷，也能夠「黑手變頭家」。「黑手」就是製造業的師傅，意思是他們也可以開工廠當老闆。

但是，最近的30年就變得越來越不可能，製造業的資本越來越集中，也就形成寡占市場。另外，家計在教育投資上的支出增加，高等教育得以擴張，但是大學學歷卻越來越不值錢。雖然是大學畢業，也不代表可以得到一個中產階級的工作，再怎麼努力工作也存不了錢，處在一種所謂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