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給日本語學校的簽證問題「上海事件」

山本回顧：「我在1983年當上日語教師，當時教授的對象主要是駐日人員或是印度支那難民等，日本語學校也寥寥無幾，大學裡面也沒有設置日語教育的相關科系。很多都是因為某個契機投入日語教育後，最後才成立學校」。她並且提到：「在80年代後半，來自臺灣、韓國的私費留學生增加，很多人懷抱著來到日本開拓自己人生的願景。『KAI日本語學校』在87年開校，當時幾乎沒有中國人，從隔年開始增加，就發生了『上海事件』，甚至演變成外交問題。」

80年代後半正是泡沫經濟的最盛期，需要大量來自海外的勞動力，在此背景下，許多日本語學校陸續成立。即使現在仍有「出國工作的留學生」問題，當時出現了很多學校，被認為是變相掩護以賺錢為目地來到日本的外國人，因而飽受批判。當法務省的審査開始變嚴格的時候，發生了「上海事件」，明明向日本語學校繳交了入學金或上課費用，卻拿不到簽證，等待入學的中國人大量湧入日本總領事館抗議。以此為契機，在國家的後援下，設立財團法人日語教育振興協會（日振協），負責日本語學校的成立審査・認定等事宜（後述）。

之後，「對留學生發行簽證的審查時而嚴格，時而寬鬆，經歷了好幾次大波動。」山本繼續說道。

2008年，日本政府公布「留學生30萬人計畫」（Global-30），目標是從當時大約12萬人的留學生至20年為止增加到30萬人。其實，在18年6月已經達到32萬4000人（法務省・在留資格別）。相對地，日本語學校（＊參考文末編輯部的註解）的數量也增加，根據上述的文化廳調査（17年）有466所學校，18年12月則超過700所。

「看到最近行政方面的應對，很多時候讓人感覺似乎只把日本語學校看作是容納留學生勞動力的裝置而已。例如，從經常聽到『因人力不足而倒閉』的2014年左右開始，留學生人數急遽增加。」山本說道。接著，她又補充：「還有，不是為了精進學習，而是以打工為目的進入日本的留學生也增加了。教育品質淪為其次，（總體上）感覺只要接納的學生人數有增加就好。」

目前是日語教師的數量遠遠不足以因應新成立的日本語學校，形成「廟多僧少」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