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版國家安全法於6月30日實施，民主派運動人士陸續在香港遭到逮捕。國際社會相繼傳來強烈譴責，認為該法已毀壞「一國兩制」。本文筆者指出，中國共產黨「已讓自己陷入無法回頭的不復境地」。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為全國人大）的常務委員會所制定的港版國安法（正式名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自宗主國英國回歸將滿23週年的前夜──2020年6月30日深夜，正式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從隔天開始，香港警察立即根據該法陸續逮捕相關人士，其中特別是在8月10日逮捕了香港報紙蘋果日報──對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抱持批判論調而廣為人知──的創辦人黎智英，以及在日本最知名的民主派運動家周庭等10名人士（其後交保獲釋），在全世界引發了大震撼。

一般認為，該法改變了中央政府和香港之間的關係與香港的一國兩制，以及國際社會如何看待中共政權，成為一大轉捩點。本文意圖檢視深刻影響這個時代的港版國安法之背景與意義，以及該法實施的意義為何。

制定港版國安法的時代背景：習近平路線的延伸

港版國安法大大地改變了香港命運，該法其實並非突然從天而降。習近平在2012年第18次黨代表大會登上中共總書記的寶座以來，以「國家安全」瀕臨危機為由，在黨內提出強化政策作為維護措施。在抱持著國家內外皆「關於國家安全的狀況日益嚴峻且複雜」的認識之下，2013年中共第18屆3中全會上，決議創設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指揮機構，2014年4月15日，由習近平擔任主席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在同年秋天舉行的第18屆4中全會上，提出了建構國家安全法律體系的方針，201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國家安全戰略綱要，同年7月，更審議通過並實施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基本法──此即為國家安全法。

2015年7月9日，大舉調查並逮捕超過200名處理維權人權相關案件的律師，科以刑事懲罰，自此以來，所謂人權維權律師幾乎被趕盡殺絕。而在新疆，中國當局以預防恐怖攻擊為藉口，從2016年以後，設置名為職業技能培訓中心的再教育營，大量關押維吾爾族，進行洗腦教育，強制使用漢語，大幅減少民族語言的教育，當下正進行著宛如滅絕維吾爾族的暴行。

此外，更持續妨礙、破壞、監禁、懲罰中國各地基督新教的非正式、正式教會和教徒，以及在各領域活動的NGO草根團體。進入習近平體制以來，對於公民的自由與權利，中共一路毫不罷休地進行赤裸裸的鎮壓。

這些一連串的行動，皆源自習近平提出的所謂「總體國家安全觀」這個概念，而將此概念以法律形式明文化的，便是前述的國家安全法。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特徵在於，將國家安全的根本置於「政治的安全」之上，同時將其視為遍及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整體安全（該法總則第3條），堅持在中共的領導下進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計畫（總則第4條）。

「政治安全」的核心指的是政權的安全、社會主義體系的安全，若說得更明白一些，即為鞏固中共執政的地位。（參考鄭淑娜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導讀與釋義》，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26頁）。總而言之，中國所謂的國家安全之核心在於，中共作為執政黨的安全絕對不可輕易更動，在此希望大家可以注意，這一點與各國的國家安全相比，看起來相似，卻大大不同。

因此，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指揮機構，決定國家安全的相關政策，指導戰略與方針的實施，推進相關法律的制定，卻設置在中國共產黨的內部。如同中共軍事委員會掌握軍隊統帥權，以及國家監察委員會實施公務人員的監察工作，至今以來，這些委員會不僅是黨內機構，同時也是國家機關，也就是所謂「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雙重性機構，但國家安全法是一個僅設置於黨內的機構，卻毫無顧忌地制定法條，給予法律權限，擁有如此特殊的結構（該法總則第5條）。除了主席（習近平）與副主席（李志強、張德江）之外，皆不公開其餘成員的具體資訊。

在如此狀況之下，香港從2019年春天頻頻爆發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街頭示威（「反送中」），縱使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開表示正式撤回該修訂草案，主張所謂五大訴求（包含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會的普選）的抗議示威活動仍絲毫未見停歇，更產生示威民眾與警察之間的暴力衝突，緊急事態持續升溫。北京認為這是國家安全的危機步步逼近，在同年10月底的中共第19屆4中全會上，決議制定香港的國家安全維護相關法律，其後事態演變至目前港版國安法的實施（該法制定的詳細來龍去脈，請參考筆者專文「香港版国家安全保全法と「一国二制度」のゆくえ」，『ジュリスト』，1549號，84-89頁）。

如此一來，港版國安法的實施便意味著，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以來的路線，也延伸及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