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和社會立場的流動化也有影響

筆者在拙著《大家的『任性』入門》中提到，除了年輕人身處的社會已經發生變化這個因素外，「個人化、流動化」的影響也是年輕人遠離政治的重要原因。歷史社會學家小熊英二在《日本社會的機制》一書中主張，上世紀70和80年代的社會，即使並沒有那麼高度的均質化，但也存在相應屬性的生命歷程（life-course），「年輕人」與「女性」「工人」一樣，有屬於其自己的分類。然而在現代社會，即使他們上同一所大學，在同一個崗位工作，但是可以把這些身在教室或辦公室裡的年齡相仿的人，視作同類「年輕人」的人並不多。在這種背景下，即使試圖為自己的利害得失發聲，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自己擁有相同的利害關係。

另一方面，在學校和工作單位等空間，認為「大家都一樣」的幻想會愈來愈強烈，因而對於在公眾場合抒發己見這種行為，或會產生諸如「大概會被別人視作出頭鳥」「如果別人認為自己偏激怎麼辦」「會不會和同伴格格不入」等過度反應。

在這一點上，就業和社會立場的流動化也會產生影響。在非正式員工佔到就業人員的近四成，工作方式趨於多樣化的背景下，無論是工人運動還是關於其他社會問題的活動，能夠持續參與運動的人員就變得非常有限。即使運動取得了成功，也不知道能有多少時間可以去享受成功的果實。這種立場的短期性和流動性，導致了以年輕人為代表的處於不穩定地位的人群，對「作為當事人」去改變社會這種行為，保持心理上的距離。

但是，「遠離政治」的問題，不僅是年輕人，也是我們自身存在的問題。為了縮小年輕人和政治的距離，我們這些大人應該率先針對自己不滿的政策和制度發聲。向政府提出異議絕不是壞事，我們有必要身體力行，證明自己的行動可以改變社會。即便人們的價值觀不斷趨於多樣化，個人化、流動化更加顯著，但仍然會有許多人因為這種「呼聲」而得到救助，這一點我們切不可忘記。

標題圖片：反對《安全保障相關法》的高中生團體「T-nsSOWL」主導舉行的示威遊行活動，2016年2月21日，東京澀谷（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