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中心主義與近代家庭

目黑指出，出生率下降其實是與戰後日本復興密不可分的重大政策帶來的結果。

戰敗後，「第一次嬰兒潮」（1947到1949年）到來。作為抑制人口的手段，政府鼓勵夫妻發生性行為時使用避孕套，並且依據《優生保護法》，從事實上實現了人工流產的合法化，將之作為避孕失敗後的處置辦法。

「戰後初期，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產業化實現了發展。就製造業而言，工廠附近建有家屬樓，工人們三班倒，24小時連軸轉。妻子專心照顧家庭，以便丈夫可以專注於工作，還要給丈夫創造勞動再生產的環境。為了避免生活品質下降，孩子的數量可以少一點。當時建立起了這樣一種以企業為中心的家庭機制。」

以提高工人生產效率為目的的企業主導型家庭政策，在當時符合追求更大經濟發展的國家政策。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基本上固定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內」「兩個孩子是標配」的企業中心主義近代家庭模式。

「外壓」推動的意識轉變

70年代，家庭主婦開始被允許參加工作以補貼家用。最典型的就是「非熟手、低工資」的零工勞動方式。

「從丈夫的角度來看，自己並不是為了生計讓妻子去工作，而是讓妻子賺點零花錢，只要這樣想的話，就不會傷到『男人的面子』。妻子也不願不顧家庭地拼命工作。再者，對企業來說，主婦的零工勞動方式是一種便利的調節器。」

70年代中期以後，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社會為提高女性地位開展了許多工作。與之相呼應，日本政府也推出了諸如制定《男女就業機會均等法》等女性政策。而另一方面，進入80年代，政府對承擔育兒、養老等照顧家庭任務的全職主婦給予優待，加強了養老金和稅收等方面的制度性保護。這些完全是與國際社會達成的否定性別角色分工的共識所背道而馳的政策。
　
「美國60年代出現了民權運動等重大社會變革，女權主義開始崛起。以年輕群體為中心，源於美國的性別平權運動還蔓延到歐洲。女權主義雖然並未在日本激進傳播，但提高女性地位和賦權的國際動向，成為了推動日本女性意識變革的一種『外壓』。80年代以後，年輕群體中，對『男主外、女主內』這種觀念感覺不適的女性越來越多。可以說，以80年代為契機，女性性別意識的變化開始顯現出來。」

1994年在開羅召開的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成為了促使人們從性別角度重新思考人口問題的一個轉捩點。會議通過了一份《行動綱領》，確立了女性可以自由決定生育時間和子女人數的「生殖權利」。1995年第4屆世界婦女大會（北京）上通過的《行動綱領》中也反映了這一概念，並在日本女性中逐漸普及。

「出現『1.57衝擊』以後，政治界、財經界有些人宣稱是女性的高學歷化和求職就業導致了出生率的下降。這樣的聲音遭到了女性的猛烈反擊。生或不生孩子，不是由以男性為主的政府來決定，而是由自己來決定——女性們終於表達了自身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