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對話引發的「誤判」危機
在此更重要的是,不應將此次摩擦僅歸結為「失言」或「訊息管理失當」。反而應理解為,長年建立在模糊性之上的那套均衡,本質上是透過迴避說明才得以勉強維繫,其結構本身其實已逼近極限。當安全保障的現實持續演進且日益複雜,而包覆其外的外交語言卻未能同步更新,這樣的落差使原本偶發的衝突成了必然的結果。
日本接下來所面臨的挑戰,既非事先明確宣示將介入臺灣有事,也非在形式上限縮「存立危機事態」的適用範圍。真正必要的,是在國內更明確地界定何種情勢可能攸關日本的存立,並就此形成判斷範圍共識,同時重新設計對外傳達的話語體系。這並非追求決策的自動化,而是將政治判斷的責任與條件加以透明化。
同時,若要使模糊性真正發揮嚇阻作用,與中國維持對話管道便不可或缺。一旦模糊性與對話脫節,便極易產生誤判。若雙方無法就「日本無意採取哪些行動」,以及「在何種條件下可能採取嚴正回應」形成最低限度的理解,模糊性便不再是嚇阻工具,而可能淪為誤判的溫床。這並非讓步與否的問題,而是風險管理的問題。
此次因「存立危機事態」所引發的風波並非日本外交的失敗,而更像是一場無可避免的揭露,將日美同盟內部持續演進的安全保障現實,與長期包覆其外的外交默契之間所產生的裂縫,清楚地呈現在檯面上。關鍵在於不應將這項警示視為一時的騷動,而應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淬煉「日本版戰略模糊」這一治理技術。
在臺海不確定性日益升高的情勢下,日本必須採取的並非競相做出更為明確的承諾,而是減少誤判、確保信賴,並策略性地保留政治判斷的空間。「存立危機事態」理應作為達成此一目標的制度工具,而當前真正受到考驗的,是如何對這一工具重新加以更精密的設計。
標題圖片: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慶祝新年的臺灣民眾,2026年1月1日,高雄市 ©Cheng-Chia Huang/ZUMA Press Wire/共同通信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