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的身分認同

我還想補充一點，那就是鄧麗君的一言一行，都有助於日本人去思考亞洲尤其是華人社會的多樣性問題。

她在日本出道是1974年。那是日本和中華民國斷交，並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邦交2年之後的事情。早已成為臺灣、香港和東南亞巨星的鄧麗君，特意以新歌手的身分挑戰日本市場，也許是因為她意識到，如果不能在市場規模和水準都更勝一籌的日本獲得成功，就不算真正的亞洲巨星，接下來進軍世界市場也就無從談起。可是，在當時的日本民眾看來，鄧麗君的出現，不過是日本又多了一個亞洲來的撈金歌手而已。

1979年，鄧麗君因使用印尼護照進入日本而被「驅逐出境」。這就是所謂的「假護照風波」。這一事件的背景因素，是外交上處於孤立地位的中華民國的存在，但大多數日本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然而，到了1982年前後，隨著改革開放政策在中國的推行，鄧麗君逐漸成了「紅人」，甚至流傳著這樣一句順口溜：「白天聽老鄧（鄧小平），晚上聽小鄧（鄧麗君）」。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鄧麗君的歌曲《何日君再來》首當其衝，受到猛烈攻擊。這些事情被日本媒體報道後，日本人改變了對她的看法，並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她內心複雜的身分認同上。

在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文化人中排名第一（圖片提供：著者本人）

旅居巴黎

1984年，鄧麗君重返日本歌壇。從1984年到1987年的4年期間，她相繼發行了《償還》、《情人》、《我只在乎你》、《別離的預感》，每張唱片都大獲成功，連續3年奪得日本有線大獎、全日本有線放送大獎兩個獎項的冠軍。1985年，她還實現了多年的夙願，參加了NHK紅白歌唱大賽。

就在日本演藝活動接近頂峰的時候，也許是鄧麗君對自己長久以來的藝人生活產生了疑問，她忽然宣布除錄製唱片以外停止所有演藝活動。對於這一點，鄧麗君最小的弟弟鄧長禧解釋說，是「因為長期的演藝生活令她感到倦怠」。不過，我想大概是在日本發行唱片獲得巨額版稅，使鄧麗君在生活上有了餘裕，於是她開始探索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了。她的一個夢想就是在自己父母的出生國舉辦演唱會。但是1989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令這項計劃受挫。隨後，她突然將自己生活的據點從香港轉移到了巴黎。

1991年，我有幸獲得機會，採訪了旅居巴黎的鄧麗君。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當時她說，現在我住在巴黎，絕不是逃避，而是在為「有朝一日能回到民主化的中國」做準備。

身為「華人」的覺悟

作為在臺灣出生的第二代外省人，鄧麗君很長一段時間都夾在祖輩的國家和自己的出生國之間，為自己的身分認同問題而苦惱。不過，在她旅居海外之後，她似乎逐漸把自己定位在與國籍無關的「華人」的位置上，將中國的傳統文化認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鄧麗君一直懷著這樣一個夢想：將來的某一天，在天安門廣場舉辦一場慈善音樂會。她說，為了這個夢想，她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堅持練聲，學習作曲，不斷接觸新的音樂，以激發自己在創作和歌唱中的活力。

1993年，鄧麗君來到久違的日本，在出演的電視節目中，她說：「我是中國人（Chinese）。無論生活在哪裏，無論身處世界的哪一個角落，我都是中國人。」從她的話語中，我們日本人似乎能窺見出中國、臺灣、香港的人們，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們的心情吧。這句話，也許是她最想說給那些淹沒了天安門廣場的祖國的歌迷們聽的吧。

鄧麗君對我們來說，已經不僅僅是一位流行歌手。她將日本的流行歌曲推廣至整個亞洲，她用歌聲將日本和整個亞洲連接起來。鄧麗君讓我們了解到不同社會的深刻與複雜——她出生的臺灣，祖輩的國家中國，以及她終生熱愛的香港。日本歌迷會永遠銘記她那天鵝絨般溫婉柔美的嗓音，她那如焰火般絢爛美麗的短暫人生。

（寫於2015年5月28日）

標題圖片：UNIVERSAL MUSIC JAPAN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