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日本人？中國人？還是臺灣人？——讀楊威理《一名臺灣知識分子之悲劇》思考身分認同的糾葛

認同糾葛背後的意義

在「日本人」與「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矛盾中掙扎的「臺灣人」——這就是葉盛吉、楊威理、顏世鴻三人的共通點。雖然他們最終都選擇了「中國人」這個身分認同，但其中曾經歷過的掙扎各有不同。葉盛吉受到殖民地生活環境與二戰時的瘋狂熱潮影響，自認為應當做一個「日本人」，後來這份自我期許又經過重重掙脫，逐漸轉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過程，在《一名臺灣知識分子之悲劇》一書中能清楚看見。楊威理則在進入二高就讀前，就因處於大連二中而熟知大陸的情況，也由於父親的影響，很早就有自己是「中國人」的想法。而顏世鴻的情況，則來自一個徹頭徹尾的「抗日」家族，他的祖父曾在日軍佔領臺灣時參加劉永福的義勇軍，父親也曾被日本特高兩度逮補。即便同樣是「中國人」認同，也不可一概而論。包括下一個世代的陳映真在內，後世探討時必須檢視每一個人身分背景的不同。

同時，我也想特別指出，這些人心中的「中國人」認同絕不是一種具排他性的概念。筆者曾協助製作紀錄片「霜降晚鐘」（吳宏翔執導，陳梅卿監修，未播映）的日文字幕，因此和顏醫師有過一面之緣。顏醫師寓所的書架上放了很多日語書籍，其中又以哲學、文學方面的書特別醒目，彷彿看得見往昔舊制高校推行教養主義留下的痕跡。顏醫師曾發表過如下主旨的言論，「我雖然在日本殖民體制底下遭受歧視，但在困難時對我伸出援手的，同樣也是日本的友人。我對日本這個國家雖然有恨，但並不憎恨日本人民。」當整個民族在壓抑的政治制度下遭受歧視，為了維護自我的尊嚴，人們或許的確會催動民族意識以作為抗衡。然而，顏醫師真正渴求的，其實是一個不分種族與階級，沒有歧視也沒有國界的大同世界。即便他同樣在戰後因為白色恐怖入獄，嚴苛的處境卻依然沒有讓他氣餒，自始至終未曾放棄他的那份理想主義。在這一點上，葉盛吉也一樣，在劇烈擺盪的心理掙扎中，他真正想望的，應該也是和顏醫師相同的理想之境吧。

筆者認為，他們最後選擇了「中國人」 認同這件事本身其實並不太重要。反倒是好好直視這些人的一生，看見他們在那個不容許多元身分認同的大時代底下，曾經歷過何等的身心糾葛，才是閱讀本書的意義所在。

標題圖片：臺灣新竹車站（Masa / PIX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