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興趣源自何處？

江文也為何開始對中國傳統音樂感興趣呢？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他身為在殖民地臺灣出生的漢人，試圖以此認祖歸宗。然而，綜觀他在1930年代執筆的文章，不但找不到任何透露出中國認同的隻字片語，反倒是把中國當成異鄉看待，對異國充滿好奇心的文字隨處可見。換言之，是一種把中國當「他者」看待的視角。

為何江文也對中國文化感興趣，這件事得從1930年代音樂史的脈絡中說起。特別是當時到東亞的俄國流亡貴族音樂家齊爾品（Alexander Tcherepnin），帶給他的影響甚大。

齊爾品認為，西歐近代的音樂文法已經陷入一成不變的形式主義，試圖從具民族色彩與當地特色的事物中，尋找突破僵局的解藥。同時，齊爾品也深具危機意識，擔憂這波追求均值化的西歐近代文化浪潮，在席捲世界之餘，吞噬掉各個民族原有的音樂文化豐富性。齊爾品致力追尋與西歐近代不同調的音樂，他在中國結識賀綠汀、劉雪庵、老志誠等人，在日本則邂逅了伊福部昭、早坂文雄與清瀨保二等人，並鼓勵他們不要模仿西歐，要從自己的文化背景尋求獨樹一格的音樂。江文也亦屬於這些年輕音樂家的一員，當齊爾品得知江文也的背景後，便鼓勵他從中國文化尋找題材做音樂。

1943年夏天前往東京留學的臺籍音樂家郭芝苑，曾回憶有一日赴江文也寓所拜訪的情景，江文也大談尼采、波特萊爾、馬拉美、瓦勒里、高更、夏卡爾等人，令他大為震服。江文也的學養奠基在西方文學與藝術之上，但另一方面他也曾如此談道：「西洋藝術文化已經碰壁了，他們已經離開西洋的合理主義而追求東方非合理性的世界，在音樂的世界，像史特拉汶斯基或巴托克的作品就能表現。」（《在野的紅薔薇》，大呂出版社，1998年）諸如此類的想法，不難看出齊爾品帶給他的影響。此外，筆者也想指出，這也和當時盛行於日本的思潮「近代超克」論，有著互相應和之處。

不論如何，江文也開始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契機，是想從東洋找出「超越」西方藝術文化的題材，而從種種東洋之中，選擇了與自己背景有關的中國。只不過，就筆者的看法，這份探索應僅止於藝術表現方面的追尋，跟他的身分認同仍有層次上的不同。當時，他把家人留在東京，過著往返於北京與東京兩地的雙重生活。對他來說，北京是他獲取藝術靈感之地，東京則是他發表作品的地方，兩者的區分相當明確。

那時候，日本跟中國正處於交戰狀態，但另一方面，軍事佔領下成立的舊「滿洲國」，以及汪兆銘政權等傀儡政權，卻又和日方有著緊密的交流。也因為如此，日本當年對中國的仇視心與輕蔑態度雖然與日俱增，但一般民眾對中國又相當好奇，正如同李香蘭與「蘇州之歌」深受民眾喜愛，態度十分矛盾。另外，雖然殖民地臺灣當時正推行皇民化運動，但在中國大陸設立的傀儡政權，則因為需保持檯面上「獨立國」的體面而大肆宣揚中國文化，出現雙重標準的不一致立場。

江文也擅用日本當地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以及日本軍方在中國施行的保護政策這兩項條件，如願在北京繼續實踐他的藝術創作。《孔子的樂論》就在這樣的時局底下，於1942年戰火正熾時出版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