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也終於開戰了

如前所述，許多人在同婚這條路上不幸殞命，同婚之路可比一場戰爭。但在和平的美麗國度日本，似乎有著避諱此種戰爭的傾向。

有件事讓筆者印象深刻。研究所時期，筆者為某同志社團雜誌撰寫文章，介紹臺灣同婚的歷史。筆者在文章裡將臺灣同婚歷史一連串的運動與訴訟，比擬為「戰鬥」與「戰火」，卻被負責校對的社團成員指出「這種比喻過於激進」，筆者恍然大悟，原來這種程度就叫激進。

不知是不是因為60年代後半，全共鬪激進的學生運動失敗受挫的緣故，日本的性少數運動比起臺灣，似乎顯得頗為保守。

臺灣還在日治時期時，日本便已出現吉屋信子《閣樓裡的兩位處女》等同性戀者登場的小說。臺北的男同志們還在新公園徬徨之時，東京已有了男同志雜誌以及同志區。東京首次舉辦同志遊行是在1994年，比臺灣早了將近10年。我敬愛的女同志作家，松浦理英子和中山可穗在日本文壇登場，都還早於臺灣同志文學風風火火的年代。然而日本這樣的文化終究未能釀成運動開花結果，文學也總是和政治保持著一定的距離。LGBT這個詞彙為一般大眾所認知，竟還得等到2012年，商業性雜誌製作專題探討之時。

這樣的現象背後當然有很多原因。首先，日本並未經歷像臺灣這樣的獨裁統治，也就不存在對於政治壓迫的強烈反彈。其次，日本並沒有像臺灣，隨時都有被鄰國併吞的危險，導致年輕人不得不積極參與政治這樣的風土。日本同性伴侶可以用領養對方的方式來達成與同性婚姻相近的組成家庭的效果，因而沒有必須爭取同婚的迫切性，或許也是很大的原因。「自己須為自己所有行為負責，不該麻煩他人」的論調普遍蔓延，加上以和為貴、人們避談政治話題的「國民性」或許也有關係。不論如何，此前很長一段時間，日本在諸多方面都成為臺灣學習的榜樣，但談起同婚乃至人權議題，恐怕此後日本的運動人士，要向臺灣學的還多的是。

可喜的是，雖然進展緩慢，但近年日本也總算開始有動作了。2015年始於東京澀谷區的同性伴侶制度已在全國各地逐漸推廣，2018年，「要求自治體引進伴侶制度集會」對27個自治體一齊發起請願，要求引進伴侶制度。而在2019年2月，終於有十數對同性伴侶陸續在各地提起違憲訴訟，指陳同性不能結婚乃屬違憲。訴訟才剛開始，且讓我們一同靜待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