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口中的「我們」是指誰？

研究李登輝真的非常困難。在我完成博論時，全世界出版的李登輝相關書籍雖然良莠不齊，也有100本以上。最後，我將收錄了李登輝所有演說的《李登輝先生言論集》裡，在他1988至2000年總統任職期間的言論、演講全都讀過一遍，並仔細分析他在演講時提到的「我們」、「他們」是指誰，包括誰而不包括誰，執政12年內又有什麼變化；同時也分析了他提到「臺灣這個地方」時若不使用「中華民國」，會使用什麼詞語，如此寫成的博士論文，題為《李登輝與臺灣認同》。

附帶一提，我們現在在總統演說中常聽見的「臺灣人」一詞，在李登輝時代很少出現。「臺灣人」一詞在李登輝執政12年的演說中只出現過50次，且這50次的前後脈絡語意，皆是以下四者之一：「日治時代的臺灣人（著眼於階級意識，相對於統治階層的日本人，指非統治階層的臺灣人）」、與司馬遼太郎對談時提到的「生為臺灣人的悲哀」、「著眼於省籍問題，談到外省人與本省人（臺灣人）的對立」，以及1998年臺北市長選舉後受到媒體大肆報導的「新臺灣人」一詞，代表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共通理念、共同理想的多民族社會臺灣此一「公民民族主義」。這四者皆異於我們現在習慣用的，帶有強烈國族認同色彩的「臺灣人」一詞。

我認為李登輝最偉大的功績之一，便是其作為一國領袖，率先發表有關「臺灣人」的言論，因而對臺灣人國族認同的建構、臺灣人主體性建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他執政的1988年到2000年間，演講稿中也不乏嘗試錯誤的痕跡，他一方面想確立臺灣人認同，一方面又作為中華民國總統，代表著中國人的認同（中華民國的中國人），他在這兩者的狹縫之間謹慎選擇語彙，雖然有時也會因失敗而遭到批判，但他的確逐漸拓寬了言論自由的範疇。在漫長的戒嚴時代與白色恐怖的影響之下，人們難以充分表述自身意見，我認為李登輝的言論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相當清楚的指標：「噢，原來這話也可以說」、「原來這話不能講」。

博論審查時，負責審查的老師們分成兩派，一派認為李登輝有關臺灣認同的言論全都在他的計畫之中，另一派則認為這其實是他不斷嘗試錯誤之後所得到的結果。目前我認為後者才是正確的。

首次見面時對我說「等我死了之後再做」的李登輝前總統，真的在我們面前凋零了。我雖有幸多次與他見面談話，但構成李登輝這個人的重要要素實在太多，往往使我陷入混亂。原先以為我若有疑問，訪談他便可得到答案，但與他說話時往往會發現自己沒注意到的課題，讓我必須到處翻找更多資料。他真的不是個簡單的研究對象，但正因如此，才有研究價值。

當初在英國讀到司馬遼太郎《臺灣紀行》，為司馬遼太郎和李登輝的對談〈場所的悲哀〉感動不已，因而決定從事臺灣研究的學生，直到現在依舊無法逃離「臺灣政治研究」的魅力。

標題圖片：李登輝先生（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