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年，日本出生率大跌之謎

其實是在調整生產時機？

上述背景因素的影響固然不可否認，但引發1966年丙午年新生兒數量暴跌的決定性因素，實際上是以下出人意料的事實。

1966年新生兒數量比預期少約41.4萬人，但前一年比預期高約8.7萬人，次年約高12.3萬人，總計約21萬人。據此可推測，面對丙午年的到來，人們刻意錯開了懷孕時間。1965年、1966年和1967年這3年呈現的「高峰-低谷-高峰」的新生兒數量變化，是人們主動調整生產時間所形成的。

進一步查閱資料發現，1966年是有統計記錄以來新生兒中頭胎比例的最高年份。這表明，在丙午年調整懷孕時機的主要是第2胎及以上的家庭。

綜合這些事實可以推測，昭和年代的丙午年，超過20萬對已育有子女的夫婦透過避孕調整了下一胎的懷孕時機。

當時，日本社會宣導已育有子女的年輕母親避免多子情況，兩胎之間要間隔2到3年。從上世紀50年代起，日本全國的助產士承擔著為育齡夫婦提供避孕指導的工作。

1954年4月舉行的日本家族計畫聯盟成立紀念大會（共同）

第1屆日本人口會議透過大會宣言，主張「有必要採取有效對策控制人口成長趨勢」，1974年7月2日（時事）

因此，1966年丙午年新生兒數量大幅減少，其實並非是過度迷信而害怕或受周圍人壓力而避孕這種悲劇現象。「丙午年熱」成為了一種契機或動力，當時鼓勵計劃生產的避孕措施，在其前後3年中得到了積極推廣實施。

丙午年雖是古老的迷信，但當時的出生率下降，是由大眾媒體營造渲染的流行趨勢以及育齡女性理性選擇共同促成的。這些女性運用生殖科學知識，對自身的生殖健康和權利採取了正面的保護。

這種傳統與現代交融所產生的神奇的「暴跌」，也只有在那個特定時代的日本社會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