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节能事业的发展寄予厚望

之所以和过去的数据相差很大，主要是因为计算时预估了能源消费总量会降低（虽然看好经济增长）。换言之，目标方案设想了节能事业将取得大发展，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之间的正比关系将会减弱。

作为能源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的弹性系数长期保持在1.0的水平，而目标方案在计算时假设了在2030年时降至0.01。顺便提一句，由于海外市场燃料价格上涨和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而且节能工作有所发展，地震后这几年的弹性系数一直是负数（虽然经济在增长，但用电量有所减少），所以可以认为，目标方案还包含了“这种巨大变化将呈现中期持续趋势，政府在政策层面也会设法使之持续下去”这样一种意味。

经济界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经济未能增长，导致节能工作进展缓慢，恐怕也可以正好达到预计的总能源消费量”。但节能市场的发展或许可谓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比如，节能建筑、节能住宅和低油耗汽车的普及，还有基于这一切的城市改造等工程，或许都是巨大的节能商务机遇。

海外减排量不计入目标方案

另外还有一个与2020年目标及京都议定书目标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此次提出的2030年目标并未计算海外减排量。据报道称，背景原因在于产业界曾主张，应避免再次出现京都议定书时代那样的事态，日本必须义务性地通过清洁发展机制（DCM）从中国等国购买大量减排额度。

从本次减排目标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相关工作的以下特点。

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通过）谈判阶段开始，“经济先行”思想就一直是日本国内讨论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特点。此次减排方案也基本上继承了将环保对策限定在经济负担可承受范围内的原有态度。比如，此次方案很重视电价，未来的预计减排量依然是按行业进行累计的，并未展现出敢于将产业结构积极转变为环保型结构的气概。

这种经济优先的态度也发生了些许变化。那就是对节能事业寄予了相当大的期待。节能有可能成为最终促使日本经济转变为环保型经济的强大催化剂。

与京都议定书谈判时期相比，日本试图引领国际社会的意愿已经降温。根据京都议定书的经验，产业界不愿意国外减排成为一种义务。不过，在海外资产、海外投资额、技术开发力量等层面而言，日本的力量实际上并未消失，经济地位和在保护地球环境方面承担的角色之间产生了鸿沟。当日本产生想要消除这道鸿沟的积极性时，事态就可能发生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