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模拟战争的“爱国主义盛典”

在关于平昌奥运会的报道中，作为“爱国主义盛典”的色彩显得格外突出。比如日本队获得了铜牌的女子冰壶比赛的电视转播。瞬间最高收视率达到了惊人的42.3%，但能够准确理解这种“冰上国际象棋”比赛规则的日本人应该不到1%。绝大部分观众根本不关心什么比赛规则，只是日本队的表现激发了他们的昂扬激情。或许我们可以为这个高收视率赋予各种意义，但不应该对模仿国民国家间战争展开的对战游戏这种性质避而不见。

说起来，奥运会原本就是文明的“模拟战争”。在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倡议“重开”奥运的顾拜旦男爵设立了国际奥委会（IOC）。两年后，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行。古希腊奥林匹亚祭典也曾是与战争密不可分的一个活动。按照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帕特洛克罗斯”的葬礼比赛章节记述，奥林匹亚祭典来源于阿喀琉斯为悼念在特洛伊战争中死去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而举办的运动会。顾拜旦对运动会举办期间禁止袭击参赛选手的古希腊“神圣停战”进行了理想化处理，称之为“和平盛典”。

当然，“停战”指的是停止战斗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否定战争和不存在战争。作为爱国人士的顾拜旦显然不能从法国在普法战争（败给德国的屈辱中释怀。运动员作为“国家代表”而非“个人”参加比赛的现代奥运会，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另一种手段的战争”。1900年，第二届巴黎奥运会在顾拜旦的祖国法国举办，同一时期，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引起的庚子事变。就在法、美、英、德、意、奥、俄、日八国联军对北京发起总攻的同时，同盟国的运动员们正在巴黎兴致勃勃地玩着优雅的模拟战争。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包括热气球比赛、灭火比赛、拔河、赛车、鹰猎，甚至有“射击飞鸽”项目。当然，鸽子是“和平”的象征。

相较于政治利用，更应注意“政治效用”

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认为，体育运动本身就是在需要控制感情的现代社会中，作为宣泄感情的出口而被创造出来的“文明化”装置。尤其是格斗项目，作为一种可以对实际生活中被禁止的暴力欲望加以代偿性升华的仪式，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因此，包括细节在内，运动员的服装和举动全都受到了宗教仪式般的具体规定。这种受控的暴力，是文明而非野蛮的象征。

如果说体育是暴力的文明化产物，那么其中有战争的投影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吧。时至今日，体育报道仍经常使用“前哨站”“决战”等战争用语。或许可以认为，人们是通过体育将人类的争斗本性升华为游戏，从而避免了现实中的战争状态。

要抨击这种作为模拟战争的奥运会“被政治所利用”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莫如说，我们有必要确认模拟战争所具有的“政治效用”。在20世纪的大战中，双方将敌对者视为“非人类”，酿成了灭绝敌人的奥斯维辛和广岛的悲剧。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举办奥运会，当然也没有实施奥运停战。尤其是日本人，或许应该将1940年“幻灭的东京奥运会”作为“无停战的举国大战”（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象征铭记于心。

另一方面，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政治意义上的“另一种形式的战争”，体育运动本身和认为全歼敌人是正当行为的大战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模拟战争游戏，无论重复多少次，都不会否定与对手（敌人）战斗的可能性。假如可以用赛场上的游戏来替代战场上的破坏与杀戮，这难道不是充分文明化的效用吗？

在认清2020年东京奥运会也是模拟战争之后，就需要最大限度实现文明化“利用”的“设计能力”。当然，也可以是“模仿”。东京奥运会能否成为达成某种目的的“政治手段”，恐怕我们首先应该拷问自己。

（2018年5月7日）

标题图片：韩国和朝鲜代表团入场参加平昌奥运会闭幕式，2018年2月25日，韩国平昌（时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