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田圣子是与首相安倍晋三同期当选的众议院议员，她致力于推进少子化对策的实施，公开表示有意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野田通过体外受精50岁成为母亲后才认识到女性在社会上的不利地位，本文请她谈谈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该如何逐步参与到政治中来。

必须改变自民党的“内核”

自民党议员野田圣子30多岁时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后成为当时历史上最年轻的阁僚（邮政大臣），一直是走在一条精英路线上的政治家。另一方面，她经过多年不孕症治疗，50岁生子，身为残疾儿童的母亲，在育儿和工作中也遇到了普通女性的烦恼。她致力于推动女性参政，为了使女性在政治中“可视化”，她特意参与了自民党总裁候选人的角逐。

在2019年12月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的《全球性别差异报告》中，日本位居第121位，创历史新低，在7个发达国家中排名最末。其中女性参政的落后尤其显著（144位），女议员在各国下议院中的世界平均比例为25.2%，而日本相当于下议院的众议院中女议员人数仅占10.1%。

2019年开始实施《政治领域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法》，要求各政党选举的候选人男女比例均等，此后进行了首次适用该法的统一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不过因为没有惩罚规定，所以女性候选人及议员并未大规模增加。野田为该法案的通过倾注了大量心血，她是如何看待这一现状的呢？

“坦率地讲，二战后日本的政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且不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自民党都处于垄断地位。因此要想根本改变日本的政治，就必须改变自民党的内核。”野田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法下的选举几乎没见到什么成效（参议院选举中女性候选人的比例为28%，自民党则仅为15%）。执政党的情况是，现任男议员人数众多，没有空余名额将女性列入新候选人。但是，因为通过了相关法案，和政党的活动相比，媒体比以往更加注重报道女性候选人的选举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取得了成效的。”

“以前，女性参政相关事宜由内阁府所属的男女共同参画局主管，在选举中总务省也会进行（推进法的）宣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感觉这不只是一项女性政策，而是作为国策开始深入人心。总务省为选民认知能力的提高做出努力，也就是说，国家承担着'告知国民推进女性参政是有法律保障的'这样一种职责，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40岁前活得像男人

以男性为中心的政治是无法一下子就改变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来源于野田多年在自民党内以“少数派”女政治家活动的经历。1987年，26岁的野田当选岐阜县议会议员，1993年当选众议院议员，参与国政近30年，职业生涯可谓辉煌。

“我步入政界时，政治是男性从事的工作。大家都说是身为政治家的祖父（前建设大臣野田卯一）选择我做了继承人，其实祖父是非常反对我从政的。因为他担心把宝贝孙女扔进男性的世界中，天知道会遭什么罪。”

支持者和自民党的有关人士告诫野田说，要想从政，首先要忘记自己是一名女性。“我认真听取他们的忠告，不再打扮自己，服装也是除了参加选举活动之外，一概穿着朴素的样式。”众议院同期当选的女性还有田中真纪子（以无党派身份参加竞选，自民党后追补为政党公认候选人）。不过，“真纪子是前首相的女儿，身份特殊，而且比男性更强势，根本没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野田笑着说。

没有一位女议员为伴，野田“孤军奋战”多年，37岁终于当上邮政大臣。于是，周围的忠告从“忘记自己是女性”变成了“作为女性，不要被同性讨厌”。

“大家告诫我说，如果你给女选民的印象是自由奔放的未婚女性，没有被男性宠爱过，也没有体验过育儿的辛苦，你会在选举中失败，要想办法'调整'自己的形象。从25岁开始，我听到的一直都是要成为男性，不要结婚，不要生孩子之类的声音，40岁那年意外地和第一任丈夫结婚，成为妻子后马上切身感受到自己是一名女性，而那之前只是'身着女装的男政治家'。

野田本就非常喜欢孩子，正因为如此，她自己给自己施加了“要生个孩子”的精神压力。

“做母亲成为我的首要课题，我开始了不孕症的治疗。我患有子宫肌瘤，40岁开始面对女性身体的问题，认识了很多与不孕症抗争的'战友'。她们给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诸如多次流产，或者因为工作一直无法怀孕等等，这些都是我在永田町从来没有听说过事情。我第一次以当事人的身份认识到，在社会中女性的角色到底意味着什么。”

兼顾政治与育儿，量力而行

“并不是因为身为女性，才无法在社会上大显身手。而是因为女性结婚生子之后，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野田强调说，“单身时，和男性一起工作从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利的地方。可是结婚后，重担却单方面压在女性身上。比如说，一结婚就要改姓就是其中之一吧。在政界，女性因为结婚在社会上被置于怎样不利的地位，了解这一现状的人太少，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野田将育儿任务的八成交给时间上比自己灵活的丈夫完成，身体不适时就让自己休息，绝不勉强工作。上午多采取远程办公的形式。“试图完美兼顾工作和育儿不太现实，我也不建议后辈女议员要两头兼顾。”她这样做的意图只是在于让大家看到，为了今后增加女议员人数，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兼顾政治和育儿。如果不打破育儿由母亲负责的固有观念，女性参与政治活动的门槛就无法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