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内因——留存下来的“支持战争”的全国性报纸

另一方面，日本有些人也存在试图将韩国说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害者的心理倾向。这里说的有些人是指媒体。而且，这个问题也是与德国对比一下更容易解释清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德国向同盟国投降后，遵照投降条件，通过战犯审判使负责人受到了制裁，旧体制土崩瓦解。当时，纳粹和纳粹主义、军队和军国主义分别被视为造成德国和日本发动侵略的元凶，均被清除。日本军队的解体和相关人员的清除工作都比德国更加彻底。但这只是军队。关于这段时期具体情况的考证偏离了本文主旨，加上篇幅关系，此处不作展开，但仅从结果来看，除了财阀被解体以外，实际上其他绝大多数非军方的领导层，无论政治家、还是官僚组织和大学里的人员都未被清洗。

尤为突出的便是媒体。德国方面，在否定纳粹宣传政策的过程中，支持者遭到了彻底的拆分、清洗。报纸也未能避免“Stunde Null（零点）”状态。在这一点上，日本与德国存在显著差异。

从战前至今一直被称为“三大报纸”的朝日、每日、读卖在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译注）以后，日本侵略中国大陆时，如军队代言人一般鼓舞战斗情绪，发行量实现了爆炸式增长。1945年，朝日和每日发行量约350万份，后起的读卖也达到了约150万份，它们均在这个阶段确立了全国性报纸的地位。战后，朝日新闻的绪方竹虎主笔和读卖新闻的正力松太郎社长被GHQ（驻日盟军总司令）指为战犯，丢掉了公职，但不久后相关处罚措施也被解除。媒体方面，除了同盟通信社被拆分为时事通信社、共同通信社和电通三家公司外，其他的报社甚至连社名、题字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因历史问题而失去了主导权的政府和政界

战争时期作为总动员体制下的宣传部门建立起来的对于国民舆论的影响力，在战后不仅没有减弱，反倒变得愈发强大。还有个因素在于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记者俱乐部制度促使信息优先流向媒体，实施了信息发布领域的圈地行动。换言之，这是总动员体制在战后的延续。

军队的统一管制不复存在，媒体影响力反倒得到了提升，全国性报纸等大媒体的权势如日中天。关于各媒体在各国的影响力情况，请参考下图数据。不仅是在日本，读卖、朝日的发行量甚至占据了全球第一和第二位。考虑到中国、印度等国的人口大约是日本的10倍，以及日语圈基本限于日本国内等因素，这样的市场份额可谓相当惊人。据说冷战格局瓦解之前，苏联的《真理报（Pravda）》发行量约为1500万份，中国的《人民日报》约1000万份，考虑到这些情况，也可以体会到日本超大型报纸在国内的地位如何显赫。

而且战败之后，政府在关于历史问题等价值观方面失去权威，取而代之的是形成了新闻界和学术界主导的舆论掌握主导权的结构。涉及历史、战争和责任的问题成为了媒体可以在面对政府和政治权力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题材。由于自身也拖有战争责任问题的尾巴，所以媒体必须是“正义的伙伴”。于是，和邻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就成为了日本报纸眼中的香饽饽。

是否有出口——朝日姗姗来迟的核实

笔者认为，此次朝日新闻核实过去的报道，承认误报的行为是作为媒体的正确举动。可是，实在有些太迟了。从首次报道吉田证言算起已过去32年，从政府被迫采取行动，且证言丧失可信性的92年算起也过了22年。在此期间，“强征从军慰安妇”问题已在韩国的舆论之中扎下了根。而且，作为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中的典型案件，这个问题甚至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知。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在整个日本“从军慰安妇”问题中，日本与韩国的争论点其实是个别琐碎的问题。日本对整个“从军慰安妇”问题，以及整个战争责任问题所持的态度才是重点。可是，即便是个别琐碎的“错误”，一旦日本试图自行加以修正，从外部角度看，就会被判断为在进行“历史修正”。即便知道对方国家带有政治意图地想要利用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日本还站在被告人席上。而且日本国内也确实存在一种潜在的压力——试图抓住一些过错展开反击，甚至否定其他所有过去的战争责任。这又进一步制约了日本的行动。

另一方面，韩国近年来在迅速向中国靠拢的过程中，依然在宣扬“李承晚的杜撰”。而且中国已经开始给予响应。日本似乎尚未充分理解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彰显光复军和认可中韩在抗日战中并肩作战的发言在外交层面对韩国具有重要意义。过去赋予了北朝鲜正统性的原本就是中国。可以认为，随着北朝鲜崩溃与统一的可能性愈发具有现实感，韩国希望让国内外承认作为统一主体的“李承晚的杜撰”这一势头还将不断高涨。

即使撤销了过去的报道，事态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因此，在日韩两国流传的这一系列杜撰，甚至远比作为其祸根的吉田清治“谎言”本身，造成了更加严重、更加罪孽深重的恶果。

（编辑部 间宫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