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參政權的實施與世界經濟危機帶來的嚴重逆流

日本對如何改善內政也作了進一步的摸索。當時政黨間的政權更替形式是多數派執政黨無路可走後,在野黨便接手政權,通過下次選舉中成為多數黨,於是人們開始就通過選舉結果更加直接地實現政權更替展開了討論。此外,繼男子普通選舉制後,兩大政黨又開始圍繞女性參政權展開競爭,意欲通過地方政治逐步影響中央政治。1928年的第16屆大選以來,男子普通選舉制的實施也為被稱作「無產政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提供了表現的空間。

不過,日本這種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後」受到1929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的嚴重影響,遭遇了逆流。陸軍先頭部隊於1931年製造滿洲事變後,考慮到需要發動大決戰,此前已經逐漸順應政黨政治的陸海軍開始強烈抵制政黨政治的進一步發展和國際裁軍的深入,為了拉攏國民而大肆展開毫無遮掩的反向宣傳。在政黨與軍隊的矛盾不斷升級的背景下,政黨首相犬養毅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遭到暗殺,西園寺暫時組建了官僚內閣,期望將來能夠回歸政黨政治。

後來,1936年又發生了史稱二・二六事件的軍事政變事件,日本偏離了「憲政之常道」。可以說,政黨政治這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內體制遭到破壞後,日本轉身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體制否定者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大正民主」──邁向國際協作主義與國內民主化的大轉折點

借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之機,我們應該思考些什麼?對日本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民主化是民主政治的重建,也是意欲恢復國際協作與國內民主化相結合的一種嘗試。它可以說是一種再度復活並得以強化的民主。在這個意義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日本政治走到今天的一個重大轉折點,以歐美世界為中心,一戰被稱為現代史的開端,可以說它在日本也具有同樣的意義。這讓我們再次想起一個理所當然的事實——日本史不是日本一國的歷史,而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或許可以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類的努力依然在持續。

(標題圖片:1936年2月26日,陸軍部分青年軍官率領1,400人的部隊襲擊首相官邸等設施,殺害了高橋是清大藏相等8人,史稱「二・二六事件」,圖為叛亂部隊用作大本營的赤坂山王飯店/圖片提供:時事通信社)

(*1) ^ 關於「大正民主」,請參照三谷太一郎《大正民主論 第三版 吉野作造的時代》(東京大學出版會,2013)的歸納梳理。

(*2) ^ 史料出處等,參照村井良太《政黨內閣制的成立 一九一八~一九二七年》(有斐閣,2005)、村井良太《政黨內閣制的發展與崩潰 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有斐閣,2014)。本文雖主要論述的是政黨政治機制的發展,但關於吉野作造和市川房枝等思想方面和以政黨政治為基礎的社會運動方面的發展也請大家參考這兩本書。此外,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Frederick R. Dickinson, World War I and the Triumph of a New Japan, 1919-193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進行了多方面的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