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這一狹小之地，發展前衛藝術的意義

透過探求人類存在意義的哲學以及民族學研究，岡本太郎覺得「自己在歐洲無論如何都只是外國人，如果沒有將自己的故土日本作為鬥爭場所的覺悟，就不可能發展本質性的藝術」。也正是那個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逼近巴黎，1940年德軍入侵法國，岡本太郎乘上了回國的最後一班輪船。

回國後的1941年，他作為畫家向美術團體「二科會」投稿旅歐時期創作的作品並獲獎，還舉辦了個人畫展。然而，1942年，31歲的他應徵入伍，被派往中國，在與藝術絕緣、個人尊嚴飽受極限摧殘的荒誕戰場上度過了約4年半時間。

大戰結束後的1946年6月，他回到日本，發現此前創作的所有作品已與東京的住宅一同毀於戰火。於是，被巴黎藝術與民族學滋養、又被戰爭暴力摧毀的「Taro Okamoto」，以「岡本太郎」之名再次啟程，迸發出更強烈的獨特性。在近代日本所面臨的複雜矛盾中，他嘗試將藝術與社會和生活連接起來——這就是戰後岡本太郎的創作軌跡。

他先向暮氣沉沉的日本藝術界發起挑戰，1948年與文學家花田清輝等人共同發起前衛藝術運動「夜之會」，探索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新藝術。隨後將重心轉移到向社會大眾推廣新藝術，1954年將自己的工作室（現岡本太郎紀念館）改名為「現代藝術研究所」，廣邀多個領域的藝術家、設計師和建築師開展集體創作。

在同年發表的著作《今日的藝術》中，他提出，藝術家應該改變現狀，創造新的價值，在面臨公害、冷戰、輕視人性（經濟成長的弊端）等各種現代課題的環境中，讓人們活得充實。岡本太郎的活動擴大到公共藝術、設計、建築、電影、表演、評論等社會所有領域，後來他將自己的身份稱謂定位為「人」。

民族學與藝術的關聯帶來「新傳統」

戰後推動岡本太郎創作的動力，正是對日本傳統的深入探索。在1952年發表的文章《四維之美 繩文土器論》中，他以兼具民族學素養的藝術家的視角，重新發現日本列島史前時代繩文土器的價值，認為繩文土器此前僅被發掘出考古價值，它們還有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獨特美學價值。

回顧日本美術的發展，歷來重視外來佛教蘊含的「侘寂」和諧美學，或者西方近代美學的價值標準。然而，岡本太郎從遠古的繩文時代，驚喜地發現了打破平衡的躍動之美、非常規之美。而這正是他在戰前巴黎，從現代藝術中感受到的對傳統價值的顛覆性創新。

岡本太郎認為，遠離政治和宗教中心的東北地區、北海道和沖繩依然留存著繩文文化的血脈。他憑藉民族學的洞察力，到各地採風，深入了解祭祀民俗等，以藝術家的視角，透過圖片和語言，透過出版不斷告訴人們這些「新傳統」的獨特價值。他想說，我們的生活中遍佈創造的力量，任何人只要將藝術家的眼光與姿態帶入日常，勇於表達自己的價值觀，就可以擁有豐盈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