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的亞洲與日本（2）探討「普世性」社會科學的政治性：慶應大學名譽教授山田辰雄

社會科學理論背後的「情感」

川島歐美的亞洲研究是否有契機注意到這些課題？

山田越戰某種程度上對以美國為中心的思想提出了質疑，因此我開始關注社會科學理論背後的「情感」。具體來說，我對馬克斯·韋伯和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2)的著作產生了興趣。我認為，社會科學家的理論背後可能存在著一種情感、價值觀，或者稱之為問題意識。馬克斯·韋伯的情感體現在他如何證明並正當化歐洲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他用基督新教來解釋這一過程。實際上，我認為在討論韋伯時，除了基督新教外，還必須同時考量他對儒教和道教的評價。可以看出，韋伯的情感驅使他解釋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並在此過程中將儒教與道教定位於近代化的次要地位。

這樣真的可以嗎？在19世紀或許沒問題，但進入20世紀後，中國，甚至整個亞洲都逐漸發展起來了。我們應該思考的是，為何亞洲能夠發展？以及，亞洲自我發展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因此，我對余英時的著作《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產生了興趣。余英時明顯受到了韋伯的影響，他深入分析了自明清時期的16世紀，甚至更早以來，中國倫理、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和儒教逐漸世俗化的過程。這種世俗化的宗教，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新興商人階層意識形態的基礎。余英時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試圖發掘中國自我發展的根源。閱讀他的著作後，我深受啟發。

社會科學的發展背後也包含了歷史學，正是這種情感的驅動，才催生了理論架構。如果忽視這一層面，作為社會科學一部分的亞洲研究將變得淺薄，甚至無法成立。我們必須探究當前亞洲研究的動機或情感究竟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