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主義的根源／中國權威主義政治的根源

川島  如今中國已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何看待這樣的中國似乎已成為當前亞洲研究的核心課題之一，您怎麼看呢？

山田  「如何面對中國這樣的課題」在政治層面上確實具有意義，但在學術上有什麼意義呢？我認為，最近的亞洲研究傾向於先把問題焦點鎖定在崛起中的中國。當代的亞洲研究應該從這類政治分歧中獲得更多自由。畢竟學術並非政治，應該擁有更多的自由度。

因此，我們有必要更客觀地分析這兩方分裂的社會是如何產生的。換句話說，我們不僅要探究西歐民主主義的根源，同時也要思考，為何在中國或其他地區會產生威權主義的政治或體制。透過跳脫共同價值觀的束縛，客觀地分析這些現象的成因，我們或許才能在社會層面展開對話。接下來，我們應該從中發掘並建構出社會科學或普世價值。

在我看來，現在的亞洲研究過於泛政治化。我理解它無法完全與政治問題脫鉤，但我認為學術應該在不同層面上，對人類社會的自我發展做出更多貢獻。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認為學者應該更加嚴謹、自律一些。

此訪談於2022年9月26日在東京虎之門的nippon.com進行。完整的訪談記錄刊登於《亞洲研究》（69卷3號，2023年7月）。

標題圖片：天皇陛下與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左）一起走過整齊排列於人民大會堂前的儀隊前，1992年10月23日，中國北京（AFP／時事）

(*1) ^ 錢其琛《外交十記》（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日譯版為《銭其琛回顧録：中国外交20年の証言》（錢其琛著，濱本良一譯，東洋書院，2006年）。

(*2) ^ 余英時（1930-2021），出生於天津的中國史及思想史研究學者。於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曾任哈佛大學教授等職，引領全球的中國史研究。其著作《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被翻譯成日文出版（余英時著，森紀子譯《中国近世の宗教倫理と商人精神》，平凡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