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方貞子於2019年10月去世,國內外已發表了很多悼念她的文章,詳盡介紹了她的功績和人品,本文對此不再贅述,而是著眼於這位元活躍在國際事務中的國際政治學家的主張,從中選取其針對日本的外交和安保政策的言論,重新探討她曾經探索過的課題。緒方所體現出的最為明顯的特質,是她在堅持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同時,表現出冷靜透徹的現實主義,以及將它們相容並包的罕見的平衡感。

然而如果先從結論說起,我們不得不遺憾地得出這樣的評價:緒方所追求的理想除了部分例外之外,並沒有在日本落地生根。反過來說,正因為如此,直至緒方生命的最後,我們都一直需要這位原來的奇才,而她自身對日本的現狀和未來的憂慮之情或許也在不斷加深。

平衡感與歷史觀

談到平衡感,首先我們可以把著眼點放在緒方的歷史觀上。對於二戰前至今天的日本政治和外交,緒方堪稱是萬事通。她在學生時代就旁聽了東京審判,並明確地表示:「此次審判不過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而已」,「無法接受把日本的擴張歸因為一大侵略性策略這個前提」(《訪談 緒方貞子回憶錄》,野林健、納家政嗣編著,岩波書店2015年版第52頁。除特別標注外,下文引用的緒方的言論均出自本書)。緒方典型的保守派和右派的論調實在讓人震驚。

不過,接下來她又條理清晰地說,「從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到日中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再到太平洋戰爭,日本的外交政策顯然是失敗的」,「有關的決策者對此負有責任」。以此為動機,作為學者,緒方在美國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對滿洲事變的政策決策過程進行了詳細論述。當然,她也不曾忘記曾祖父犬養毅在「五・一五事件」(1932年5月15日,以海軍少壮派軍人為主發動的暴亂事件,首相犬养毅被殺——譯注)中被殺的家族史。

年輕的緒方具有如此敏銳的洞察力和平衡感,實在是令人驚訝;同時,她還善於將現實問題直接聯繫到研究中去。她表示:「研究工作在實際事務中發揮了作用」(84頁),並斷言,將「實際工作和學術研究割裂開來」則「毫無意義」的(83頁)。

我們或許可以將緒方劃歸為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而從上述她的言論也可以明確看出,她的歷史觀並不同于日本的左派。她不拘泥於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在學術研究上追求真實性,在實際工作中注重如何能夠實實在在地取得進展,並且,她「既不是人權主義者,也不是難民的救世主」(120頁),而是要在不同的事物中成為世界第一人。

緒方貞子的履歷

1927年 生於東京
1951年 畢業於聖心女子大學
1958年 完成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博士
1974年 國際基督教大學副教授
1976年 日本駐聯合國代表團公使
1980年 上智大學外語系教授
1991年 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2000年)
2003年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理事長(~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