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參與國際事務的扭曲結構

日本對國際事務的關注度以及參與範圍的擴大，就外交和安保方面而言，幾乎一直是在日美同盟框架中以日美兩國的合作形式展開的。依賴於美國已逐漸成為「習性」（77頁），實際上二戰後的日本，就是通過與美國的合作，不斷擴大本國參與國際事務範圍的。

推行這一路線的，是由自民黨組建的歷代保守政府，他們被稱為「親美保守派」。在美國對日本的期待和要求不斷提高的過程中，為了維持和發展日美關係，作為同盟管理的手段，日本努力擴大所謂「國際貢獻」。

而左派和自由派勢力，無論是對日美同盟關係的加強，還是包括自衛隊在國外的活動在內的日本國際作用的擴大，都持反對態度。這不是與親美保守派在方法上持有不同見解，而是原則上的對立，他們認為此類事情原本就是不應該做的。這種外交政策也可以稱之為「孤立主義」。

完全脫離於上述對立局面的，是日本不單單停留在與美國的合作上，而是基於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更多更廣地參與國際事務的可能性。代之以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支援日本擴大參與國際事務的唯有保守勢力，站在其對立面上的是左派和自由派勢力。日本謀求擴大在國際事務中的參與力度與加強日美同盟就此融為一體，不可分割。

然而，這種局面的形成原本並非必然。譬如諸多歐美國家，它們存在著左派和自由派主張參與和介入國際事務的傳統，歐洲在某種程度上還存在著這樣一種勢力，即它們與美國保持一定的距離，但從人道主義出發積極進行干涉。或許是因為日本幾乎完全不存在這種情況，以至於讓支援日本擴大參與國際事務的群體總是勢單力薄。

左派與自由派謀求的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不同於有反美棄美論，緒方也不是反美棄美派。對於本應是日本主導的「人類安全保障」路線，緒方也歎息其只有理念上的討論，沒有付諸行動。

孤立主義也好，作為所謂日美同盟管理手段，在國際上謀求發揮更大作用也好，它們都與緒方的信念相去甚遠，但從結果來看，與緒方的目標有一致部分的大概是後者。因此緒方與歷屆日本政府都採取了積極合作的態度，還多次被提名為外相候選人，只不過最終未能實現。

儘管如此，歷屆政府針對日本國際作用的擴大所採取的措施，在緒方看來都是半途而廢的。比如在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PKO）上，她表示：「我(對政府派遣自衛隊)一直非常期待。可是，政府不能向危險地區派遣自衛隊」（《朝日新聞》2015年9月24日刊）。對於安保法案條文，緒方表示：「當我們負有國際上期待的維持治安的職責時，自衛隊前往國外也無妨」 。（《日本經濟新聞》2015年8月13日刊）

而反對自衛隊赴國外活動及《和平安全法制》（即通稱的「安保法案」）的勢力，只是膚淺地把緒方當作保護難民及和平的使者，為此緒方的上述言論對他們來說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但這就是緒方的現實主義思想。

針對安倍政權的「積極和平主義」，緒方也一針見血地指出：「為此準備做出怎樣的犧牲，我們幾乎沒有聽到這方面的說法？所以我理解為這不過是口頭上說說而已」（《朝日新聞》2015年9月24日刊）。她主張應該進一步付諸行動，我們不要與做過頭的批評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