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心腹主導型」：模式1

分析安倍經濟學的決策過程，主要可以分為三種模式。一是「首相+心腹主導型」。這是其執政期間最常見的模式。

心腹並非指的是秘書官和助理等人。而是一群人，主要是和首相有私交的經濟學家和原財務官僚等相關人士，也包括和首相關係親密的政治家，他們形成了一個內部圈子。

這些心腹，再加上一些經濟產業省官僚深入參與，共同敲定了「三支箭」的政策。另外，據說「新三支箭」也是這樣由內部小圈子制定的，在本應負責這項工作的內閣府官員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便確定了「名義GDP達到600萬億日圓」的目標口號。

同時，兩度推遲上調消費稅率也是首相和極少數心腹共同做出的決定。2014年11月，確定第一次推遲時，當時的財務副大臣收到單方面的通知後，甚至起了「辭職抗議」的念頭。

還有，執政末期，在推出「發放安倍口罩」和「全國中小學集體停課」等旨在防控新冠疫情擴散的政策方面，這種決策模式的色彩也很突出。

最極端的事例，或許要數2013年1月和日本銀行聯合發佈的《政府與日本銀行的聯合聲明》。在此過程中，日銀首次認可了「通脹目標（物價目標）」，但首相特意在「物價上漲率2%」目標的完成時間上施壓，指出「不能拖到中長期」，甚至親自對負責與日銀談判的財務省和內閣府官員下達指示。這都是聽從了身邊陣勢洶洶，主張採取「大膽寬鬆政策」的再通脹派人士的建議。官僚們完全只是負責談判，最終「指揮部」還是首相官邸。

在國家政壇層面的選舉中連連獲勝後，這種決策模式作為「官邸獨大」的象徵落地生根，連需要由相關部門開展的詳細研究過程都經常被省略，一位官僚曾指出其危險性，稱「僅僅是在非常狹小的範圍內對政策進行了斟酌」。

「首相+自發官僚型」：模式2

第二種決策模式採用的是「首相+自發官僚型」的形式。所謂「自發官僚」，指的是雖然和安倍關係沒有那麼近，但他們對事情看不下去以後，就會向首相及其身邊人員提出建議，或者親自上陣進行協調的官僚。典型事例是2013年圍繞「漲薪」問題與經濟界展開的談判。

當時，儘管大家的關注焦點都集中在作為安倍經濟學「第一支箭」的「大膽的金融政策」上，但實際上如果只是物價上漲，工資不漲，那麼民眾生活反而會變得更加艱難。不少官僚都注意到了這一點。

於是，內閣府和財務省的主管人員、內閣官房副長官助理等人開始「自發」力挺首相，主動出面說服經濟界和勞方代表，設立了最終追求「漲薪」的「為實現經濟良性迴圈的政勞資三方會議」。此舉成功地讓經濟界參加了進來。雖然漲薪這個事情最終似乎並不順利，比如2019年的名義工資就在時隔六年後又一次轉為了負成長。

「首相+特定政治勢力型」：模式3

第三種模式或許可以叫做「首相+特定政治勢力型」的決策方式。代表事例是伴隨上調消費稅率引入的輕減稅率（優惠稅率）。作為對沖「消費稅對弱勢群體造成巨大影響」的措施，財務省提出了與個人資訊編碼制度結合實施上調稅率政策的方案，但首相推翻了這個提議，決定強行引入輕減稅率。人們認為背景原因有兩點，一是在選舉承諾中提到了輕減稅率的公明黨一直強烈要求採用這個方案，二是一些與安倍政權關係密切的言論家在推波助瀾。

順便提一句，這個問題最終引發了抵制採用輕減稅率的自民黨稅制調查會會長野田毅遭到撤換的事態。據說，當時安倍首相打了一個電話，一邊申明「雖然並非出於本意」，一邊告訴野田會長的位子要換人了。過去，黨內的稅制調查會長被視為「現職首相也不敢輕易插手」的人事，可這次卻是一通電話就讓他歎氣走人，面對這種事態，自民黨內和政府各部門之中，都彌漫著「安倍之命難違」的氣氛，而「官邸獨大」這個說法也由此坐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