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回歸的在岸生產仍有其極限

為了抑制中國侵略臺灣所帶來的經濟風險，某種程度上必須降低對臺灣與中國的依賴狀態。

其方法之一是實施在岸生產（onshoring），亦即讓製造生產的基地返回國內。日本政府已投入6200億日圓的補助金，以擴大國內半導體生產，吸引臺灣的台積電（TSMC）在熊本建立生產基地，並資助鎧俠（Kioxia）、美國威騰電子（Western Digital Corporation）與美光記憶體日本（Micron Memory Japan，前身為爾必達，2013年由美光科技收購）等公司的設備投資。日本政府也支援半導體製造公司Rapidus，該公司致力於次世代半導體的研發與生產。不僅政府，許多企業也開始規避中國風險，並戮力強化國內生產。

從強化韌性與活化日本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在岸生產的趨勢動向獲得某種程度的正面評價。特別是招攬台積電在熊本建立廠房所投入的巨額補助金，已經吸引九州地區使用半導體的企業、原物料與零件、製造設備的生產企業因而集結。若藉由吸引外資企業，讓高度技術可以逐漸滲透傳遞至產業聚落內的日本企業，那麼巨額補助金所發揮的效果便有所值。

雖說如此，政府與企業都應該理解在岸生產仍有其極限。企業拓展業務至海外，原本是為了追求生產效率，若極端地推進在岸生產，將損害生產效率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從圖1至圖3也能得知，電機電子與半導體的進口金額急劇增加，而汽車零件的進口金額則相對穩定，不可能完全依靠國內生產取代這些產品。

再加上，投入補助金以培育產業的「產業政策」，不一定總是成功。即使中國常被列舉為產業政策的成功案例，也證實了僅有在得以維持產業內部的競爭之下，產業政策才能促進生產力提升。縱使推動半導體產業的在岸生產與吸引投資的政策，成功的必要條件仍在於，實施政策時須避免陷入保護主義的立場，並持續關注國際市場的競爭。

此外，在日本國內亦存在供應鏈中斷的風險。日本是一個天災頻繁的國家，目前已有預測指出，不遠的將來可能發生南海海槽地震、東京首都圈板塊內地震與富士山火山爆發等嚴重災害，將對日本的產業聚落地區造成巨大損害。考慮到此點，生產基地若過度集中於日本國內，潛藏著很大的風險。

推動友岸合作以分散風險

因此，在岸生產與招商吸引投資的同時，或許更加重要的是，藉由降低對於中國的依賴，將供應鏈分散到國安問題較少的友好國家，實行友岸合作（譯註：friendshoring，也譯為「友岸外包」）。透過原物料與零件的生產基地和供應來源國的多元化，即使臺灣有事而導致供應鏈中斷，尋找替代來源亦相對容易，進而減輕所受影響。

自東日本大地震以來，日本的汽車產業深切體會到供應鏈中斷的風險，藉由合作夥伴的多元化與零件的標準化，以因應此項挑戰。其成果便是在其後的熊本地震與新冠疫情期間，成功地控制了供應鏈中斷所帶來的影響。

誠然，對於企業而言，實現供應鏈的多元化，並在許多不同國家進行生產與採購，的確需要付出成本。但在現今依賴中國的風險日益增大的情況之下，採取「中國+1」的戰略，亦即在中國之外至少確保另一個國家足以作為生產基地與採購來源，從成本效益的觀點來看，應該有其優勢。

從圖1和圖2可以看出，作為「中國+1」戰略的有力合作伙伴，來自東盟（ASEAN）的進口比重出現停滯，尚有擴大空間。此外，考慮到歐美企業目前也正在半導體等製造業實踐在岸生產，強化與這些國家的供應鏈關係，亦成為一個重要選項。

在政策方面，除了支持在岸生產之外，也期望可以實施支持友岸合作的政策。實際上，日本政府已經提供補助金，給予那些在東盟擴大生產基地的企業。此外，JETRO（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中小企業基礎設施整備機構與地方自治體等機構，以往至今持續提供海外生產和採購所需的資訊支援，以及與海外企業的媒合服務。特別已有許多資料證明，屬於後者類型的「連結支援」相當有效，預期未來能進一步擴大服務。

此種連結支援不僅在日本國內進行，透過國際合作，將會更有效率。例如方法之一是利用G7、IPEF（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與SCRI（日印澳供應鏈彈性倡議）等國際性經濟框架，增進各國支援機構的相互合作，建立起媒介合作夥伴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