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臺灣」開關的時刻
那麼,為何開始研究臺灣呢?
如果說治學初始即是察覺到自己的「無知」,我的臺灣研究亦是如此。在我還是東大教養學部教養學科學部生的時候,時任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的戴國煇老師(之後擔任立教大學教授,1931-2001),介紹我讀臺灣作家吳濁流(1900-1976)的作品《亞細亞的孤兒》,讓我大受衝擊。故事主角彷彿是作者的化身,描寫身為地主之子,接受殖民地教育的菁英‧胡太明充滿苦惱煩憂的一生,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被迫同化為日本人,卻仍遭受日本人的歧視,想逃離一切遠渡中國,被知道是臺灣人後,又被罵是「日本人的走狗」;小說名為「亞細亞的孤兒」,象徵著臺灣人的身份狀態,在各種談論之間經常可聞。

但那是之後的事情。當時對我來說,此作給我的衝擊之處比起內容,閱讀之後察覺到自己對於「臺灣」的「無知」令我更為震撼。當時也正逢思考畢業論文的時期,突然對映入眼簾的文字中,出現「臺灣」二字非常敏感。1970年代前半,日本報紙上極少出現「臺灣」二字,發現自己居然對報紙上出現「台所」(譯註:「廚房」之意,與日文的「台湾」相近)的文字,都有所反應,好幾次只能對自己搖頭苦笑。一切都是因為打開了自己身上的「臺灣」開關之故。
但是,為何當時新聞報導中,「臺灣」二字會如此缺乏?在那之後我常常想,會不會是因為在那個時期,有種心態認為,建立邦交和斷絕邦交的一體兩面,輿論便以此打發問題?不過這個想法尚需嚴正檢視。比起「戰後的日本究竟如何看待臺灣?」的疑問,「日本為何刻意不去看臺灣?」的這個問題,恐怕牽扯到日本殖民帝國的所謂「去帝國化」問題,到目前為止,我也未能完全著手處理這個問題領域,總讓我感到自己能力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