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躍於「早稻田通」沿線的臺灣啟蒙者們
與明治通在高田馬場旁的馬場口交會的東西向主幹道「早稻田通」，是一條以沿途經過的「早稻田大學」命名的另一條都內主要道路，沿途貫穿高田馬場、早稻田、飯田橋等地直到皇居旁靖國神社入口的九段下。
沿著早稻田通往東走，爬上神樂坂再走下坡以後，來到位於今日JR飯田橋站旁的「牛込見付」，「見付」是早期江戶時代出入江戶城的關口，具有江戶城防衛和出入城之際安全檢查的機能。今日建築在外護城河上的牛込見付的石牆結構依然健在，而一過牛込見付映入眼簾的，則是一座設計新穎的教會建築，這是具有深厚歷史的「東京富士見町教會」的所在地。富士見町教會是由植村正久牧師在1906年所創立，植村正久牧師是日本二十世紀初期最重要的基督教人文主義思想家，也是戰前日本基督教界最重要的宗教領袖。1917年，年輕的旅日臺灣青年蔡培火結識了晚年的植村正久牧師，植村牧師不但為蔡培火及早期在日臺灣運動家們引薦了原敬首相、尾崎行雄、安部磯雄、清瀨一郎等自由派政治家，他任牧師的富士見町教會也成為了臺灣民族運動早期，臺灣留學生集會討論運動方針和議程的場地。
1920年深秋11月28日，一場在富士見教會召開的重要會議，決定了方興未艾的臺灣民族運動往後的核心路線。當天小小的富士見町教會擠滿了二百多名關心臺灣政治權利的臺灣留學生，為臺灣政治運動的走向展開了激辯。在此之前，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在林獻堂先生的組織贊助下，大多投入從1918年就展開的反對臺灣不適用日本本土憲政法律制度的「六三法撤廢運動」，因此多數留學生心中的運動方針，仍然是主張臺灣應該與日本本土在法律適用上待遇平等。然而站上富士見町教會講壇的林呈祿，儼然摩西領仲般地慷慨陳詞，提出了與臺灣人應該與「內地同化」的不同主張，也就是仿照愛爾蘭爭取自治權的作法，爭取在臺灣成立議會推動臺灣人自治。林呈祿在富士見町教會發表的這番主張陳詞，確立了往後十幾年所展開，作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主旋律的「臺灣議會自治請願運動」。
我拜訪富士見教町會時有了令人驚喜的發現！雖然老的教會建築已經解體重建，但帶我導覽的年輕牧師在得知植村正久牧師晚年與臺灣的緣分之後，很興奮地向我展示教會內仍然珍藏保留著植村牧師草創教會初期就開始使用的聚會用原木桌椅，毫無疑問地，這些桌椅必然為當年林呈祿、蔡培火以及眾多投入最初的臺灣人政治運動的青年留學生，以及當年開啟「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的那場世紀辯論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見證！
說到林呈祿，他當然是早期在日臺灣民族運動的中心人物之一，這位自東京明治大學法科畢業的臺灣知識份子，除了定調開啟「臺灣議會自治請願運動」之外，也是臺灣人第一本政治刊物《臺灣青年》和之後發行的政治性刊物《臺灣》、《臺灣民報》的總主筆。在議會請願運動的過程中，林呈祿擔負了為運動生產核心論述的最重要角色，而當年的運動發聲媒體《臺灣》、《臺灣民報》雜誌社，同時也兼作推動議會自治請願運動的組織「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辦公室，地點正好就位在離富士見教會不遠之處，徒步十分鐘就可到達的牛込若松町。我在霧峰明臺中學校內的林獻堂紀念博物館中，發現一封林獻堂先生寄給林呈祿先生的信，從信中的地址我徒步找到了當年雜誌社兼同盟會辦公室的所在地，可惜今天這個作為最初的臺灣政治運動根據地的原址，已經在戰後幾經改建成為一般的民宅，沒有留下任何可資尋蹤的痕跡。
其實，牛込一代當年就已經因為文藝氣息濃厚又相鄰早稻田大學的關係，成為二十世紀初期許多重要知識份子的聚居之地，小說家泉鏡花、民俗學者柳田國男、詩人生田春月、和樂家宮城道雄等文人雅士都居住於此。除了林呈祿與《臺灣青年》雜誌社之外，另一位日治時代旅日的臺灣民族運動領袖兼主要資金贊助者楊肇嘉，也曾在太平洋戰爭時期舉家定居在此。
楊肇嘉先生在日本統治時代不僅作為臺灣人政治運動的領袖與資金贊助者，他獨特的領袖型人格和強烈的臺灣意識，更反應在不斷積極贊助臺灣新秀的行動上。三十四歲才決定留學日本的楊肇嘉，在入學早稻田的同時便一舉買下了飯田橋旁，今天東京巨蛋所在地的小石川區武島町七番地的一幢庭園宅邸。這位當年全校最老的大學生在自己的豪宅裡收留了二十多位臺灣留學生，提供他們無償起居吃住，更不惜成本打造了一個臺灣書庫，到處收購世界各地與臺灣研究相關的政治學、經濟學以及殖民地學研究文獻。
楊肇嘉的早稻田生涯，號召了無數的臺灣留學生到家裡開讀書會，他提供酒食更提供當時即便連大學圖書館都難以入手的珍貴和洋文獻，讓這群最早得以啟蒙的臺灣知識份子，有了據點徹夜討論臺灣的未來。小石川的宅邸在楊肇嘉學成回臺後變賣，同個地點今天已經見不到任何當年宅邸的痕跡，但曾經留宿或參與讀書會的臺灣留學生，直到戰後回臺都仍然有個「武七會」，紀念那段在東京小石川區武島町七番地的熱血青春。
楊肇嘉先生跟早稻田大學的關係深厚，令人驚喜的是關於楊肇嘉先生的記憶，至今仍然可以在早稻田大學校內找到！位在早稻田大學創立者大隈重信故居庭園旁的早大校友會館內教員餐廳入口處的角落，陳列著一幅由橫跨日治時代到戰後的知名臺灣籍藝術家楊英風所創作的銅板浮雕作品，刻畫著臺灣獨特的田園風光。這幅作品正是戰後楊肇嘉先生號召臺灣出身的早大校友，在早稻田七十週年校慶時捐獻給母校的紀念物！
楊肇嘉與蔡培火是少數活躍了整個日治時代的臺灣政治運動領袖，而在戰後的國民黨獨裁統治中仍然得以全身而退並善終。在30年代後期以及40年代的戰爭時期，隨著政府對社會運動與思想的取締箝制日趨激烈，臺灣民族運動已經沒有多少發展的空間，當時定居東京的蔡培火，索性在今日作為東京最大娛樂商圈的新宿繁華街，經營起了臺灣居酒屋「味仙」。
只是依據史料記載，文人出身的社會運動家、倡議家蔡培火對於經營餐廳自然不甚擅長，「味仙」反而成為了當年旅日臺灣留學生常聚集打牙祭兼評論時政之地，直到戰後蔡培火離開東京休業為止。可惜的是，我並沒有在史料中發現「味仙」的確切地址，以致每當漫步於新宿的巷弄之間、偶然與幾幢僅存的戰前建築相遇時，總是不禁意地想起當年臺灣留學生聚集流連的臺灣居酒屋「味仙」是否依然身在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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