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無法等」――助跑的最後推力

在上述那些活動之間，某日下荒地先生要我到臺北車站前的希爾頓大飯店（現為凱薩大飯店）。抵達之後，他向我介紹一位「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的知名政論家江春男先生（筆名司馬文武廣為人知，而在英文媒體上則使用Antonio Chiang的名字），同行的還有一位年輕的編輯謝明達先生。當時下荒地先生積極地進行各種活動，將接觸範圍拓展至「黨外」勢力，我就順勢搭便車在那些活動裡認識了各方人士。根據下荒地先生之後向我提到的，臺灣當局當然掌握了他與反對勢力的各種接觸，但並未多加阻撓。

在記憶裡多方探尋後發現，江春男和謝明達這二位先生，無疑地應該是我本身最初面對面會談的臺灣反抗勢力的運動者。1973年首次訪臺之際，亞洲經濟研究所的戴國煇老師曾告訴我，由於身處戒嚴令之下，與人會見時，最好別做筆記。在那之後，我仍堅守著這個規矩，包括當時也是一樣，所以即使會見臺灣的政治相關人士，有很長一段時期，我都沒做筆記。因此對於哪年哪月等具體時間，以及當時與二人的談話內容，整體來說不太確定，但唯有一件事，在腦海中仍然記憶鮮明。

那時談到了「增額選舉」的話題，我插話說，臺灣的國會雖然是「萬年國會」(*2)，但還是有「增額選舉」，若能擴大席次，加上高齡的「萬年議員」在大自然的法則下逐漸減少，只要耐心等待，不就和國會全面改選一樣了嗎？

江春男先生雖然一臉沉靜，但仍毅然地表示：「我們無法等了」。我記得，謝明達先生也是同樣的表情。

當時我立刻就後悔說出那句耍小聰明的話。我的朋友、同時也是臺灣文學研究者的松永正義先生，曾經介紹我讀一本名為《今夜就要自由》（譯註：英文原名Freedom at Midnight）的非虛構作品，內容敘述印度獨立和巴基斯坦分離時，種種激動人心的歷史，雖然此書與臺灣無關，但那個日文書名一直留存在我腦海裡，並在那時突然浮現出來。若是心中燃起了想要獲得政治自由的渴望，人們的確「今夜就要自由」。在歷史存在的時空裡，強烈渴望自由的人，才是「直視現實」；而認為「從現實面來看，無法達成那些希望」的現實主義者，反而遭現實所背叛。

當然不是無論何時何地都會那樣順利地有所進展，不過在臺灣當時的時空環境裡，我與江春男先生等人會面6年後的秋天，反抗勢力便成功創立民進黨，隔年夏天，漫長的戒嚴令終告解除，國會全面改選也在10年後實現。如此看來，1982年夏天《八十年代》雜誌同仁們的願望，具有真正的「現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