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臺灣研究人生：司馬文武曾言「我們無法等」──1982年夏，我與「黨外」相遇

在東京初次會見康寧祥一行人

我記得，的確是在返回東京的當天晚上，戴國煇先生打了通電話給我，說隔天早上要會見康寧祥、黃煌雄、張德銘這3名「黨外」的立法委員，若想一同出席，請到池袋的王子大飯店來。我當然非常開心地出門赴約。

康寧祥先生一行人，利用立法院夏季的休會期間訪美，回程時繞道日本。他們在美國會見了同情臺灣反對勢力的國會議員，也造訪智庫，並且前往數個城市，與當地的臺灣人組織進行交流活動。訪美期間，上述3人再加上時任監察委員的尤清，當時被稱為「黨外四人行」。這便是所謂「黨外」的外交活動。依我的後見之明，促成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的史蒂芬‧索拉茲（譯註：Stephen J. Solarz）訪臺，是他們此行最大的成果。

翻開康寧祥先生的回憶錄（《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2013年）可以得知，當時他們在東京接觸日本的臺灣人團體，也訪問了過去戴國煇先生所任職的亞洲經濟研究所和NIRA（總合開發機構）等智庫。順帶一提，戴國煇先生於1976年轉往立教大學任教。

那天早上在王子大飯店，談話主要由他們和戴國煇先生進行，除了一開始將我介紹給他們之外，之後我只在一旁聽取談話。完全不記得當時談了什麼，我想應該是當時我無法進入他們談話的內容裡，因此也沒有什麼足以留下記憶或是筆記下來的緣故吧。雖說如此，但能實際見到活生生的人物，就是不一樣。在臺北會見江春男先生和謝明達先生之後，緊接著又「會見」了身處臺灣政治風暴裡的人物，可以說一切都剛開始，正在發生中。

標題圖片：「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的知名政論家江春男先生（筆名司馬文武）和編輯的謝明達先生之名片（筆者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