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外語來寫作――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以母語之外的語言書寫的效果

在寫出《蒲公英之絮》的10年以前，曾有認識的朋友向我邀稿，問我要不要試著用中文寫文章，主題是「日本人眼中看到的臺灣社會」。我立刻就拒絕了。

理由與其說是中文的問題，比較是想法的問題。那個時候，我在臺灣發表的文章不想使用「日本人」的立場，反過來在日本發表的文章，也不想寫「臺灣」，總覺得一旦這樣寫了，就只是在利用這些要素，而不是真正在以作品本身來一決勝負。這是一種沒人能夠理解的奇怪執著。

但在投稿臺北文學獎時，我拋棄了這樣的想法。我充分利用自己身為日本人的立場來賦予作品特色，於是便出乎意料地發現，這樣寫起來不僅輕鬆得多，讀者的反應也不可置信地好。早知道就早點這樣做了，我後悔至極，甚至到了覺得可笑的程度。

至於現在，我已經能毫無猶豫地把這個立場當作自己的武器來使用，同時也發現，這創造出了新的效果。

比如在日本發表的《アリガト謝謝》，這是一部以東日本大震災時臺灣對受災地進行捐款一事為題材的小說，由我來寫，便能提高作品的客觀性。若這個題材是由臺籍作家在日本發表，總會有些違和感。這是只有旅居臺灣的日籍作家才適合寫的主題。

於東日本大震災災區舉行演講的筆者（筆者提供）

2020年我在臺灣發表的《記憶中的影子》也有這樣的要素。這部小說從臺灣戒嚴時期的1980年代寫起，寫出一個外國人眼中看到的當時的臺灣社會。近年臺灣民主化後，省籍矛盾式微，逐漸形成了讓大家比較能自由討論當年情形的環境。話雖如此，作品要從誰的角度來寫，這件事依舊相當敏感，此時若拿出日本人的立場，便有助於客觀性的提升。上市3個月，《記憶中的影子》評價頗佳，我認為理由之一，便在於作者的立場。

筆者的著作。從左開始為《蒲公英之絮》、《隨筆台灣日子》、《アリガト謝謝》（筆者提供）

此外，由於我寫的文章被選入小學國語教科書，我也常到處做演講，對小學生而言，這也是他們能與外國人交流的珍貴機會。

這些都是因為我是一個住在臺灣的日本人，才有可能發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