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製造商未能適應水平分工時代

——日本企業曾有一個「必勝套路」，那就是把在國內競爭中勝出的產品加以改良後銷往海外。

「20世紀80年代，日本產品的材料和設備有強大的技術實力為後盾，加上日本企業擅長的高品質、超小型設計等，因而風靡世界。但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世界各地相連互通。像蘋果公司那樣，只做產品設計，本身沒有製造工廠也無妨，在海外（中國）生產就可以了。如此推進水平分工，實現低價格、大量供應產品。這樣一來，日本製造商通過家庭工業式模式精益求精的優勢就喪失了。

此外，还有事實標準（de facto standard，即某產品或規格在市場競爭中勝出，成為事實上的標準。例如，個人電腦的windows操作系統，家用錄像機的VHS系統，等等）和法理標準（de jure standard，即ISO等標準化組織制定的規格。例如各種乾電池的大小、材料、種類等）的問題。很多美國企業都努力生產出像windows那樣有壓倒性優勢的產品，用事實標準征服世界。與之相對的，歐洲企業則通過制定ISO等國際標準，在眾多國家實現標準化、通用化，用法理標準掌握市場優勢。進入水平分工時代以來，無論是事實標準還是法理標準，日本都沒能妥善應對，從而失去了對市場的控制力。我認為這也是日本企業失敗的一大原因。」

宮澤和正還表示，投資環境和稅制問題也是日本企業創新能力和活力減退的重要原因。

「在日本，很多大企業被過去的成功經驗所束縛，很難進行重大的自我變革。而美國社會競爭殘酷，如果不能適應時代變化，大企業也可能倒閉，或者丟失市場份額，或者被迫轉變業態。儘管殘酷，但這樣可以促進市場的新陳代謝，催生初創企業（即在短時間內快速發展的新興企業）。

當初，Google公司和Facebook公司也都是接受過創業投資（即對預計高成長的未上市企業進行投資的投資公司）的初創企業。得益於此，兩家公司才能籌集到資金，彙聚到人才，為技術開發構建所需的環境，從而實現了快速成長。反觀日本，直到岸田首相上臺，政府才將初創企業納入了經濟成長戰略的四大支柱之中。給我的感覺是，泡沫經濟破滅都已經30年了，日本終於做出了改變。」

全世界範圍內，初創企業獲得的創業投資總額約為70兆日圓。其中，美國約40兆日圓，占到近6成；日本約8000億日圓，僅占1%左右。即便是號稱駕馭資金量超過10兆日圓的軟銀願景基金（本公司位於英國），迄今為止對美國、中國、印度等國的數百家新興企業進行了投資，但包括2021年10月投資的生物技術初創公司在內，僅投資了3家日本企業。

「還有就是稅制問題。比如，日本對虛擬貨幣課稅很重。企業一旦發行虛擬貨幣，其庫存量會被認定為有價資產，必須繳納相應的稅金。假設企業發行了10億日圓的虛擬貨幣，在還未變現的階段，就要繳納30%的稅金，即3億日圓。初創企業沒有那麼多錢，要想繳稅就不得不出售虛擬貨幣。但如果短期內大量出售，市值就會從10億日圓暴跌至1億日圓。這就導致在日本發行虛擬貨幣的企業幾乎都將總部搬到了新加坡、瑞士等海外地區，造成日本區塊鏈（blockchain）行業的空心化和人才外流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