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萧条时期长时间劳动反而增多

针对如何实现第三点，也就是多样而灵活的劳动方式，法案中加入了创设特定高度专门业务和成果型劳动制（高度专业制度）的内容。该制度规定了一种特殊的劳动方式，职务范围明确、且拥有一定年收（约1000万日元以上）的劳动者在从事需要高度专业知识的业务时，在采取了健康保障措施、又获得本人同意和委员会决议的前提下，允许对其不适用劳动时间、休息日、深夜加成工资等规定。

这项制度按照工作成果而不是时间来确定薪酬，可以激发劳动者追求更好成果的积极性，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用人方对此充满了期待。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表示反对，认为创设这种制度将会加剧过度劳动的问题。

如果被排除在限制加班对象的范围之外，劳动时间会发生怎样的实际变化？庆应大学的山本教授和笔者利用长时间追踪同一人物生成的平行数据，针对原本属于限制加班对象的劳动者改为现行裁量劳动和管理监督者等时间管理宽松的劳动方式后劳动时间受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Kuroda and Yamamoto 2013）。

我们运用倾向指数（propensity score）分析法，尽可能地对限制加班对象组别和时间管理宽松组别的各个劳动者的属性加以匹配后进行分析，发现平时两组的平均劳动时间并没有出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别。不过我们发现，如果把分析周期限定在雷曼危机爆发后的经济萧条期，时间管理宽松组别的劳动时间就比限制加班对象组别要长，在非大学毕业的劳动者中，这种倾向尤为显著。

笔者等研究人员对此的解释是，进入经济萧条期后，希望节省加班费的企业会把工作推给不用发加班费的劳动者，进而导致了上述结果。在以制造业为支柱的时代，一旦经济萧条，企业就会减产，劳动时间就会呈现出变短的倾向。但在第三产业成为主流的现代，莫如说现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在经济萧条期反而会呈现延长的倾向，东京大学玄田教授、庆应大学太田教授和笔者实施的另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Genda, Kuroda and Ohta 2015）。

成果型劳动制的关键在于激励机制的设计

在现代社会，即使经济萧条，也有许多必须要做的工作，经济萧条时期，有限的人员容易被要求承担更多工作。那些无法拒绝工作、谈判能力弱的劳动者一旦被排除在限制加班对象范围之外，很可能就会成为经济萧条时期长时间劳动者增多的重要原因。今后，如果迎来了重新研究时间宽松型劳动方式对象范围的局面，有必要慎重地讨论适用对象的范围。

当然，现在已经很难给劳动方式设定统一的规则，作为多样化选项之一，不受工作场所和时间限制、高度自由化的劳动方式也具有改善劳动者福利待遇的性质。我并不想否定劳动方式的选择多样化，但在引入这种高度自由化的劳动方式之际，用人方应该充分留意因为激励机制设计不合理反而导致生产力下降的可能性。

只评价成果而不管过程的成功报酬型劳动方式的外生性激励，对那种工作的质和量可测、只要沿用过去的做法即可复制生产的工作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但对于那些专业性要求高、不确定性大的工作，莫如说将会产生反效果，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相关研究也指出了这一点。对于需要创造性和革新性的行业劳动者而言，必须营造允许失败的环境，并且给予内生性激励。

在纠正长时间劳动问题之前发展副业是危险行为

第四，在本次劳动方式改革中，绕开纠正长时间劳动问题，先行认可副业发展的动向显得十分活跃。现在，所谓的云端劳动力在全球范围都处于增长趋势中，日本也转变了态度，开始认可副业的发展。然而，正如日本银行行长在2018年6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仍然残留着1998年到2013年期间一直存在的通缩心态”那样，尽管当前日本面临人口减少和景气复苏，严重用工荒问题日益凸显，但薪酬依然保持着不易上涨的僵固性。

如果在工资没有得到充分上调的情况下发展副业，那么希望尽可能增加收入的劳动者就会身兼数职，不仅有悖于纠正长时间劳动问题的初衷，甚至有可能构成降薪的压力。

如果政策搞错了次序，有时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在纠正长时间劳动问题的规则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先行发展副业是一种危险行为，在发展副业和建立法规制度时，需要充分注意政策的次序，谨慎加以推进。